但是，在没有光线的时候，我不能乞求，本雅明说：“在这些人身上无止境的腐败并不是最坏的东西，因为这些人的内核就具有这样的特性，由于他们受贿，这就为人道提供了唯一的一线希望。”在没有光线的时候，我的光线在哪里？就在这些人身上。这就是神为我们这种人打开的恩典之门，如果没有这样的恩典，一个平民，他在这个世界将如何生活呢？如果，他是生活在上帝的国里，在公平和公正里，那么他可以依照这些光亮的事物，如果他是生活在没有光亮的世界里，他将依靠更为黑暗的事物――这就是黑暗的国里上帝的恩典了。我看到魔鬼他拔下了苦役犯的金牙齿，将它们做成项链挂在了脖子上，那些满嘴是血的苦役犯正将脸凑近有光的地方，他们的心中对于魔鬼的感激胜过了对于上帝的渴念。上帝不出现的时候，人们只能乞求魔鬼了。

模范狱警对于犯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而一个受贿的狱警对于犯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自由，那么就让那些犯人期待一个受贿的狱警。如果我们都是犯人，如果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如此，我们还能乞求什么呢？

我看到他――尊敬的圣人和神，他在我的视线里，他一刻都没有被我忽视，──我注视着他，他坐在我的面前，他的衣服，他的声音，他的喝茶的动作……然而这些有多少和他的本质是同一的呢？从一个人的外表我们能得到多少关于他的内心的信息？那天我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晚上，可是在我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他站起身，他说他要走了，他是说他就要去深圳吗？不，他是说他就要（此刻就要）下班，他不想听我说话了。原来，整个下午他对我的兴趣都是伪装的，他的沉默使我错误地以为我必须讲――对他倾诉，对他乞求，渴望他的同情――这才对得起他，而我的喋喋不休其实是对他的折磨，他终于坚持不住了，他站起了身。一个和我不同的人，一个“另一个人”，他同我坐在一起，可是也许却正在与我走在反方向的路上：他坐在我的对面，可是，他的脑子里面却想的是另一码事情。他在我的视线里，可是我却遗忘了他，我将他的独立的存在给忽视了――本质上他是另一种人。

――他对我的注视是一种对我进行忽视的方式。

我如何才能站到他的立场上去？他又如何才能站到我的立场上来？他坐在我的对面，他是我的对象，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是他的对象，看起来这种关系是对等的，然而这其中又包含了多少真正的公平？站到他的立场上去，就是要将我注视他的目光收回来变成他注视我的目光，就是从他那里看我，看我藐小下去，看我的要求根本就不值得同情，看我根本就不值得帮助，看我是如何地可笑――如果此刻我能坐到他坐的那把椅子上用他的眼光──从他的角度看我？我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吧？

我的研究生小梁启发了我，她说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北方人，到处寻找朋友和老师、圣人，似乎躲在朋友和圣人的圈子里才感到安全，时刻渴望着为朋友两肋插刀，嗜酒就是一个象征。

离开酒，也离开期待，在孤独中忍受生活的煎熬，不要试图抓住什么，就像落水的人，如果他抓住了其他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起亡命，如果他抱着死亡的决心，那么他对这个世界就是大仁慈了，在水中，升腾的终将升腾，而下降的终将下降，这是不同的道路，下降的不要试图抓住升腾的。就让下降成为永远的下降。就让升腾者永远地升腾，我们各走各的，这样就真正地公平了。

初中年级的时候，班里组织一部分同学排练话剧，参加全校文艺汇演，我们大家围绕在老师的周围，我们热烈的讨论着，老师说：“葛红兵，你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一下，我仔细研究一下。”于是我离开热闹的人群回到教室，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整理起“大家的意见”来，一直整理到天快黑了，可是当我拿着整整齐齐的文稿到办公室找伟大老师的时候，他以及他们都已经不再了，他们将我抛弃了。然后我一个人沿着黑暗的巷道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了老师在第二天对我解释说：“葛红兵，你昨天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你怎么没找到？”但是第二天，我们的老师并没有找我，第三天我们的老师还是没有找我，整理意见的事情他已经忘了，他忘记了一个学生离开了热闹着的人群，一个人在孤独的教室里整理着“意见”，一直到天黑。现在，他放弃了他的命令，也许他在他的意识里他一直就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命令。此后文稿一直就停留的我的手中，一直到汇演结束了，一直到我们升三年级了。

是的，残酷的隔膜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和文稿，和停留在我的手中的文稿没有关系，然而这是一种隔膜，我和我的老师、领导、长辈的隔膜。这是我个人的噩梦――事实上，停留在我的手中的文稿一直出现在我的噩梦中，此后它成了我的噩梦的最重要的道具之一。

一个人的一生，能碰到多少老师？又能碰到多少朋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