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总是问我，别人都这样，你为什么不能这样？

是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可是我想反过来问：“为什么别人这样，我就得这样？”这个国度里，难道人们只能用一种方式生活？难道生活的出路就只是模仿吗？只有模仿别人活着的人才能得到幸福吗？所有的人都消失了个性，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他们的思想方式一模一样？这个世界真的就有意思吗？如果我允许别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那么是否别人愿意我也有一点儿自己的选择呢？

电视里那些接受采访的人是多么地可耻，他已经不会自己说话了，他们出来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人云亦云已经成了他们必须的生存状态？是谁剥夺了他思想的能力？是谁剥夺了他们说自己的话的能力？为什么，人们都在说着一样的话，那些人形鹦鹉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你看，他在说“我们的生活好多了”，他一出口说的就是“我们”，他已经不会说“我”了，他会说“我”的生活怎么样了吗？）

鹦鹉、鹦鹉、可耻的鹦鹉们。他们幸福地活着（而一个不愿意做鹦鹉的人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它们生活在笼子里却将笼子当成了自由的天堂；他们生活在别人的豢养里，却将人的豢养当成了神的恩宠。它们张开了喉咙放声大叫，自己以为得计，却不知道主人根本就不是在听它们的思想，而是在听它们的鸹噪。这些可爱的鹦鹉，它们善良而愚蠢地活着，愚蠢而可悲的活着，可悲而幸福地活着。

它们在不停地说话，可是因为人的训练，它们实际上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鸟的语言，它们模仿人的方式说话，它们自己以为正在用一种高级的方式说话，它们不知道它们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地中计了，作为鸟的鹦鹉已经死去了，而作为人的鹦鹉却永远也不会得到人的认可，它们永远只能是人的玩偶。它们说人的语言越多，就越是死得彻底，越是成为玩偶，玩偶化得干净。

然而，必须妥协，动物必须和饲养员妥协，学生必须和老师妥协，臣民必须和政治家妥协，树木必须和土壤妥协，嘴巴必须和牙齿妥协，朋友必须和朋友妥协，丈夫必须和老婆妥协，嫖客必须和妓女妥协，职员必须和主管妥协，病人必须和护士妥协，瞎子必须和拐杖妥协，小偷必须和警察妥协，通奸者必须和良心妥协，自由作家必须和贫穷妥协。必须放弃自己的行动、意见、语言、肉体。

让自己成为公众意见的执行器官，让自己成为商品、政见、货币、交易、合同、友谊、忠诚、背叛等等关系的盟友，让自己成为和课桌、办公室、握手、红酒杯、调情的盟友。

让自己成为乞讨的游荡者，时刻都在用自己的自尊心乞讨着公众的意见，在公众鄙夷的目光中获得公众的支持，然后活下去，并且活在大众的心脏里。

让自己成为一个退役的军人，他离开了炮火，离开了军队，离开了号角，但是他依然在精神上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他时刻等待着别人的命令，时刻渴望着服从，“请首长下命令”，“请首长指示”，除此，我们不能行动。这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本质――退役军人的本质。

从西安去华山的路上，我、我的师兄、师妹三个人，一路被那辆私人公交车作为资源卖了三趟，出发的时候，他们说每人只要10块钱，开出不到一个小时，他们说加5元，师兄和他们论理，那个售票员突然挽起袖子对着我的师兄就是一巴掌。于是我拿出15元，为我们三个人补了票，这是妥协；过了一会儿，那辆车停了下来，要我们下车到前面那辆上去，我们集体抗议，但是我们遵从了，并且再次交钱买票，这是妥协；这种情况后来又发生了一次，这次一车人，没有一个抗议的，似乎换车是合理的，每个人一上那辆新车，就主动地掏钱了，这是妥协。

我们看到了，妥协，第一次最痛苦，就像妓女第一次接客最痛苦；第二次还试图反抗，依然有些微的难受，就像纠正第二次接客依然会感到一些扭捏；第三次呢？经过前两次的训练，我们像狗一样形成了条件反射，我们觉得原来这才是正常的状态，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就如同妓女在接客完毕之后，不仅没有了痛苦，甚至还会感到庆幸，她兴奋地数了嫖资。

第四次呢？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她结束卖笑接客的生涯，她会怎么反应呢？她会痛苦不堪，她会说你们怎么这样不人道不讲道义古训。她会质问你。我用这样的比方，并没有看不起妓女的意思，实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差不了多少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类似妓女式的质问我们在历史上多少次听到过？辛亥时期，革命军剪鞭子的时候，那些汉人们痛哭流涕了，他们说这鞭子怎么能剪呢？怎么能剪呢？大逆不道啊。他们忘记了这鞭子仅仅是两百余年前满人强迫他们续上的而已，当初为了反对留辫子甚至还流过血。太平军强迫苏南女子放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哭声，他们说这小脚是古训，怎么能放呢？大逆啊。她们忘记了当初她们的脚本是天然的，美丽的，让人受用无穷的，但是她们曾几何时，接受了小脚才美的观念，对天足――这本来之物――反而充满了痛恨和恐惧。

这就是妥协的辩证法。它就像海洛因一样上瘾，开始的时候你抽它会感到恶心、呕吐，接着你会感到难受，一天没劲，但是一旦你接受了它，你上瘾了，没有了它你就会感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你迫切地需要它，就像它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固有物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妥协作为一种状态已经固化在了人类的骨子里，它已经成了我们生下来就有的固有物，没有了它我们已经不能生活了，就如同没有了我们的手脚我们不能生活一样，妥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如同我们的兄弟，它时刻都陪伴着我们。如果有两个人发生争执，这个时候劝架者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说你们都有错，你们各自让让步不就行了？

这个时候，妥协化身为劝架者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他充当了一个好人，――为什么他是个好人？因为他不讲对错，他认为大家都对，但大家又都错，要达到正确就必须消灭正确，只有在没有对和错的区分的时候“正确”才是可能的。妥协出现的地方，就没有真理了，它蔑视一切真理，嘲笑一切捍卫真理的行为，它将真理看成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甚至比谬误还要可笑。这就是妥协，它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词汇“中庸”，人们认为自己是个智者的时候，都喜欢将它挂在嘴边。

“儿子，你吃药吧，你看爸爸也吃。”我说着自己一仰头，将一把假想的药投进了嘴里，然后大口地喝着水。

“爸爸，你再吃一次，然后我再吃。”儿子说。

“好的，你看爸爸又吃了一次。”我继续我的表演。

这是多么温柔的妥协啊。然而这里又隐藏着多么肮脏的教育：“如果我受罪，那么别人必须也受罪。”儿子正在用这种心态看着我，而我正用自己的行动对儿子说：“如果别人和你一样受罪，你的受罪就不叫受罪了。”在这里妥协已经成了一种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对妥协的理解是如何地让人感到悲观啊。

我常常听朋友们这样安慰别人：“算了，算了，大家还不都是一样。”在这里，仿佛大家都在受罪成了这个人必然也受罪的理由。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向着下方妥协，如果他自己正在受罪，他就看是否大家都在和他一样受罪，如果他看不到别人在受罪也看不到自己不受罪的可能性，他就拉身边的人一把，把他拉下来，和自己一起受罪。例如，他感到自己是个奴隶，正在受别人的奴役，他就看自己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奴隶，如果有他就感到心安理得了，只要坐稳了奴隶的位置，他就满足了，如果自己的身边没有做奴隶的人，他就感到一丝不平衡，这个时候，他就掐一把主人的小孩，或者对着主人家的神龛吐一口唾沫，总之，他的行动以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为极限，他不会想“我的命运是合理的吗？我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