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到曹操的《招贤令》，他是那么清醒，他说：“如果只任用廉洁之士，齐桓公就不可能称霸？”“如果不是魏无知的推荐，背着叔嫂私通的陈平，哪里会有汉王朝的一统天下？”建安19年1月，曹操发布命令：“有德行的人不一定能进取功名，进取功名的人不一定都有德行。陈平难道有敦厚的德行？苏秦难道守信用吗？但是陈平却奠定了汉朝的大业，苏秦扶持弱小的燕国强盛起来。由此看来，士人都有缺点，怎么能废弃不用？官员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随便拒绝人才，也就不会有什么事物是处理不好的了。”但是，仅仅是这样的道理，在曹操那里早就把道理说通了的问题，在中国当代却依然不为人们所理解，不是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于曹操，而是历史就是这样的循环的，有一个时期它的智力达到了高点，有一个时期它的智力又降到了低点。

如果这样看，我们说不定是居住在前三国时期。

当然，我要感激乡中学，那个时候，所有的入学除了有后门的，都是采用的就近平均法，乡北半部的学生进乡中学，南半部的学生进我那所戴帽子初中。于是，出生地成了一个人的命运，生在乡南半部的人大多数只能在戴帽子初中混毕业文凭，然后回家种地，而生在北半部的学生，他们因为有机会进入乡中学，有可能进高中，上大学。表面上看，这种就近入学的方式是非常平等的，但是，骨子里却是极端等级制的，而且这种等级制所依据的是一个人先天的他自己根本就无法选择的出生地，而不是后天的努力，就如同户口一样，这是多么地不公平，对于一个还没有走向社会，还没有开始自己前程的儿童，他就这样仅仅因为他出生的什么地方，他的命运就被确定了，这是极端残忍的――当我还是一个少年，当我看到队长的儿子背着书包到乡中学上学去了，是多么地忧伤，我不恨那个拖着鼻涕的蠢货，但是我痛恨这其中的不公平。直到现在我依然反对就近入学，这是非常残忍的不公平现象，可以依据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来入学，对每一个人进行智力测验，知识考试，然后分为三六九等让他们进入不同的学校，甚至也可以依据他们父母的金钱来入学，父母的赚钱能力至少还有一点是可以自己把握的（虽然在集体主义经济时代个人把握收入多少的能力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绝对不要以出生地、以户口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看起来公道，其实太残忍了――这会锻造多少像我当初一样痛苦的灵魂？

我反对在小学和初中采取就近入学的政策。除了每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都是一样的，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人的智力有三六九等一样，学校的质量一定会有三六九等，问题是如何将高质量的学校分配给那些智商高，有相应的才能，适合接受更进一步的教育，进而在享受了同等教育的基础上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回报的人。应当用考试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用金钱来调控入学，这要比就近入学公平得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件事情，人们的认识是那么混乱？人们从来没有想过在大学实行就近入学，这样城市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学，而农村的孩子因为离得远，就完全不用上大学了。他们知道，上大学的机会要交给那些有潜在素质的学生，因为他们将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对于小学和中学，人们就不是如此认识。仿佛每一个学生都应当接受同样质量的教育，这才叫平等，所以那些所谓的平等主义者就提出要将所有的小说和初中都办成一个水准的，他们的意思是将智商高的学生和智商低的学生平均起来，让他们接受一种质量的教育，这才叫公平。而实际的操作中，他们是让智商高的学生降到智商低的水平上寻求统一。这是何其地荒谬，这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损失的不仅仅是高智商的对于社会可能贡献更多的孩子们的自我意识，更是人们彻底的放弃心理――－一切都要平均，个人努力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所在的那个戴帽子初中的同学们大多有这种心态，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知道再用功，再努力也不可能突破这所学校的限制考得比乡中学的学生更好，他们绝望了，他们在学校混日子，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也失去了希望，因为知道他们考不取。这就是所谓就近入学的后果。

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将有限的高质量教学资源分配给那些在智力和意志力、体力上更有潜力，从而，社会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回报寄予更高期待的孩子们身上，而不是平均地布施于所有的孩子身上――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相反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更残忍的歧视。

事实上，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是幸运的，那年我们的戴帽子初中来了两个从乡中学被赶出来的教师，他们拯救了我们（我感激那些在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他们拯救过我），一下子使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0个百分点。以至于差不多就要接近乡中学了，如果不是那年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戴帽子中学，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和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农村且耕且种，因为繁重的农活，沉重的压力而淡忘了生活的目的，仿佛自己是一架养家糊口的机器。

每当我看到在街头踯躅独行的农民工，每当我看到城里人对他们那种厌恶的表情，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播出他们违法受审的镜头，我都会流泪。在美国犯罪率高的是黑人，一个人种，而在中国犯罪率高的则是农民，一个阶级。

当然，我的老师中也有所谓“道德高尚”的人，在苏北的一所师范学校，他的确是我的老师了，他的大公德就是将我摁倒在水里，我常常被这样的噩梦惊醒，他说：“你就是天才吗？告诉你，即使你考取了，你也走不成。”他说：“养条狗还知道汪汪两声呢？你就是佛？”是啊！什么时候我成了他的人，什么时候那所师范学校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什么时候他已经将我看成是他的私人所有物了？

上帝，我，一个人竟然像是一个物一样地被他所有了。我不信，我作为我自己就不是我自己――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什么时候将自己出卖了？然而我是错的，而他是对的，后来，当我终于可以离开那所师范学校的时候，我被当局告知我必须为此支付10000元人才流失费。我必须为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支付赎金，自己将自己从我的主人那里买回来――虽然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将自己出卖了，我竟然就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在我来到这里的路中我已经将自己丢失给我所不知道的神秘者，它是谁呢？为什么它的职业是专事收购别人的自由呢？为什么它这么痛恨别人的自由？

由此，我想到恩师王兆鹏先生对我帮助；恩师曾华鹏先生对我的帮助。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他们帮助我获得自由，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人身上，他们知道帮助一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们的宽容和仁德让我感佩，他们的伟大的灵魂对我永远是一种感召。如果说今天我依然对学术保持着某种道义上的信念，如果说我今天依然保持着为更为美好我未来幻觉而工作是值得的，那一定和他们的影响有关。

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如此地少，以至于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国度，反面的情况看起来才是正常的，我们已经到了一种将不自由视为正常，而将自由视为不正常的地步，对自由的理解能力以及幻想能力都下降了，这多么让人悲伤啊。

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曾经渴望圣人，我暗自祈祷，我能碰到一个像神明一样的人，他将我从苦难中召回，让我在海水的尽头看到大陆；我也渴望神恩的降临，我曾经到佛寺烧香许愿，以前我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跪倒在神佛面前，痛哭流涕的人是不理解的，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不能理解，但是我自己却也曾是其中的一员，我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乞求，这仿佛来自地狱的声音，让我感到恐惧，不是因为我的命运，而是因为我对这命运的哀求，我的无能为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