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名字叫杨珍（征？）。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一次我发烧，

头痛，同学们都到外面玩去了，而我扒在桌子上，什么事儿都不想干，这个时候她走了进来，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然后问我：“难过吗？”现在，我依然能真切地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

只是她的手的记忆，和那个教室阴暗的背景以及那所学校极端的简陋极不协调。她的语言和手势都是有温度的，这是我第一次对另外一个人的温度有异样的感觉，她启发了我对某种特殊之物的需要。

无一例外，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都是羞怯的、沮丧的。面对我们的知青老师，我们的卑怯无以复加，要知道这是多大的距离啊，不可知的城市生活，不可知的红卫兵袖套，不可知的城里口音，不可知的时髦装束，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就在这不可逾越的距离中，我的老师，她用她的手触摸了我的头颅，我该多么感激语文，这是一门人道主义的课程，她将我们美貌的老师带到了我们的村子里，将她的手赐予我的额头，那是一种我们从未领略过的洁净的美、白皙的美、雍容的美、无所意欲的美、漫不经心的美，此后，这种美在我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褪色过，她主导了我对异性的全部见解。

然而，他的丈夫，一个乡卫生院的医生，却追到了我们校里，他用力地扯着她的头发，用脚踢她，用手掌掴她，开始的时候她在挣扎，接着她无力地瘫倒下去，一缕头发随着她倒地的动作飞扬了起来，在风中飞得很高很高，我感觉它是飞过河去了。

我对这一幕的记忆是非常奇怪的，这一幕中竟然没有声音，它就像是无声电影的镜头一样明确、扎实，充满了动感和光线，但是却没有声音。也许这段记忆的确是没有声音的，她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她没有求饶，没有哭泣，什么声音也没有。此后在我成年以及少年时代的梦中，我多次回到了那个学校，并且在那里见到了我的绝大多数昔日同学，但是，那一幕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那一幕的结局我也始终回忆不起来，也许此事是没有结局的。

此后，村里的人也许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一个少年，他手里攥着一块石头，鬼鬼祟祟地跟在他老师的身后，一直跟到老师的家门口，对于他的目的，村里的人是如何猜测的呢？也许村里的人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此事真的就没有下文了，记忆中断了。但是，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蠢货。我也许什么都没干，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也许我们做了，我们埋伏在东岸的番薯地里，等着医生从这里经过，我们举起木枪，向他瞄准，射击，我们就这样将他枪毙了，我们通过这样的仪式为我们心中的事件举行了隆重然而又是隐秘的闭幕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老师就要走了，她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

下半年放过暑假，从懒散和黑色的皮肤中醒过来的我们发现老师消失了，医生也不见了，他们仿佛消失在了空气中，仿佛从来也没有在我们村存在过，我们在村子里找不到她了，在学校里找不到她，甚至一切和她有联系的事物也都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她刷牙的地方白色的水渍已经长上了绿苔，她晒衣服的木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地朽断了，她住过的宿舍住上了另外一个委琐的老头，这些都在掩饰着她存在过的痕迹，尽管她的学生还在――这是她留在我们那个乡村的唯一遗迹。

后来，我从一所离家更远的初中毕业，那所初中从来没有人能考取中专，能够考取高中的也就是10％。每年00左右的学生毕业，只有、40名能够升到高中去，这是所谓的“戴帽子”中学，“戴帽子”的意思是说这所学校本来只有办小学的水平，因为社会就学压力重，就让小学戴上一顶帽子――也办初中。其实教师都是教小学的水平，他们有的自己才是高中，甚至初中毕业。

我毕业于那所学校的时候，那届竟然破天荒地有70几个人考取了高中，其中还有10名考取了县重点中学的，而我则万分幸运地考取了中专，转了户口，吃上了黄粮。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要感激两位新来的非常特殊的教师。一位是从乡中学被踢出来的语文老师，据说他有同性恋的毛病，因为骚扰男学生而被拘留，进而是陪绑（一种陪同刑事犯人受审或者陪同死刑犯一同赴法场的惩罚――这种刑罚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它让犯人体验一次死亡的感觉，以达到威慑犯人的目的，是对犯人采取的精神死刑），我的同学中有人据说看到过他被剔光了头，五花大绑，胸前挂着一只写有自己名字的大牌子，名字上还打了大红叉；另一位也是从乡中学被驱赶出来的，他教英语，他的美式口音非常优美，据说他的问题是赌博，自从他接手我们班的英语教学之后，我们有一半的同学发现英语原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最有趣味的语言（以至于上了中师以后，已经没有英语课了，我还坚持自学英语，仅仅是因为对这个老师的回忆在支撑着我学英语而已）。

按照常论，这两个人都是坏人，而且是极坏的人，但是我却无比感激他们，作为一个学生，我在选择老师方面，宁可选择有知识，有观点的“道德败类”，也不愿意选择没知识、没观点的“高尚好人”。在此后的生活中，我见到了太多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才识的人，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是“这个人是个好人。”――也就是说除了他是个好人以外他就再也没有其他优点了。但是人们恰恰喜欢这样的人，我想过，为什么人们喜欢这样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人没有危险，他们平庸地松散地活在自己的身边，对自己一点儿威胁都没有，这是平庸的人互相欣赏对方身上的“自己”的最典型的证据，他们不是真正地在欣赏对象，而是在欣赏从对方身上看到的那个自己――你看，我平庸，你比我还平庸。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可耻好人，庸碌、委琐，时刻像袋鼠一样生活着，他们生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尊崇道德，进而成为别人的道德法官，中国历史似乎已经被这种人彻底地主宰了，成了一个萎靡的腐烂的国度。而那些不愿意就此萎靡下去的人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个断语“吃人”，这些人都已经被吃，他们是“历史”这个大餐桌上的最好美食。

我的生活经验告诉那些所谓的好人是绝对不能信任的，他们视自己的道德形象为最高的重点，为了保护这个重点，一切都可以牺牲，为了成全一个孝子的名誉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们用亲生儿子的生命作为道德工具都在所不惜，更何况牺牲一个朋友――一切都可能成为证明他们道德高尚的工具，包括你――这个据说是他的朋友的人。在我的生活里程中，比如在我博士毕业寻找工作的时候，出卖了我的恰恰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们的道德恐怖主义已经彻底地击跨了一个上进的渴望被世界接受的脆弱的青年，使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儿信念。

就是那个被陪绑的老师，他第一次教会了我什么是文学，他让我写出了真正的“作文”，他让我知道如何深入物的内部用情感的眼睛来观察世界，进而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他者的语言来表达这种感觉。要知道，我以前的老师从来没有教会我这些，他们叫我不要用自己的语言，不要用自己的眼睛，不要用自己的感情，总之不要相信自己，而要用从书上学来的语句，用报纸上公式化的故事，用套话、官话，用虚伪的假话来写作，他们要我写学雷锋的故事，要我写对黄继光的思念，要我写为生产队里的老大娘义务劳动，受到了老大娘的教育……就是不要我写自己的心里话。而这位老师，他在那个时代，就知道文学是表现自我的，是表达感情的，是人性的，作为一个乡村教师，这是非常伟大的，他是我的文学梦想的第一个灯塔，点燃了我内心深处那根感情的弦，此后这根弦一直颤动着，没有止歇过，甚至此刻我还能感到当初的那种悸动。他说：“你看一只杯子，它被我放在那里，那上面有我的掌温，我的指印、唇印，在早晨的光线里，这会儿它是茶黄色的，在杯口有一道光圈，那是弧形的反射光，它这会儿那么安静地呆在那里，但是，它是有生命的，水的热气轻轻地蒸发出来，在晨光里散动着，它是一个等待着你去捧起来，等待着你去喝一口的杯子。”那个时候他正在为我的一篇小作文做眉批，他的习惯是早自习的时候把我们一个个找去，一边批阅一边和我们说话，把他的想法说给我们。他就是这样启发了我的文学思维。真是太出色了，就是那么一刻，我突然获得了解放，我的脑子里仿佛有了一种光线，我的封闭的脑海开窍了，此后甚至我还开始了写诗，在中师的时候我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少年诗人。我走上文学的道路和这位老师息息相关。直到今天我的脑海里依然保持他当初为我描述那只杯子时的情景，杯子静静地伫立的早晨的窗台上，阳光穿透了它使它奕奕生辉，那会儿我开始体会到和物亲近所能感受到的巨大的愉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