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沉浮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傍晚，杨春时让我上他那儿去一趟，我准时到了。一见面，他就问我：“你听没听收音机？”

我说：“听了，我正想找你唠唠呢！”

杨春时说：“刚才广播里说，昨天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反革命事件’了。有成千上万的人以悼念周总理的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公安部都出动了，还抓了不少人呢！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咱也弄不明白……”

我也满心疑惑地说：“就是的呀，这事儿咱哪儿能说得清！反正要我看哪，咱国家再这么折腾下去可快乱套了。怎么动不动就是反革命活动？邓小平恢复工作这才几天哪，怎么就成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了呢？这到底是咋的了？再说，周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本来就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搞纪念活动咋还跟反革命事件扯到一块儿了呢？”

我们那时虽然不明真相，惊诧不已，但却相信一点，我们的疑惑肯定也是全国老百姓的疑惑，我们的忧虑肯定也是全国老百姓的忧虑。

一个星期以后，我到哈尔滨出了一趟差，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在防洪纪念塔和中央大街等一些地方，都发现了从天安门广场上抄来的“反革命”诗抄。我没敢抄下来，却反复看了几遍记在了心里。回到畜牧场的当天晚上，我就跟杨春时讲起了这件事，还把诗抄背给他听：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还有——

鼠辈狐群休猖狂，

人民力量不可挡，

捉狼打虎时未到，

到时定将虎狼降！

诗抄让我们的两颗心都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之中……

七月六日，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溘然离世。

九月，中国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毛主席于九月九日与世长辞了。悲痛和惊恐又一次笼罩了全中国……

十八日这一天，全国性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一时刻，所有中国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默哀，痛心哭泣，同时静静谛听着祖国的心脏将传来怎样的激荡。

在我们那个仅有数百名农工的畜牧场里，所有员工此时都在简单布置的追悼会上失声恸哭。这些农工本来都是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他们深知是毛主席把他们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的，所以每年春节时，再穷的人家也要买张毛主席像贴在墙上。此时的农民都有一种孩子般的心理：没有了毛主席，往后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十月十四日这一天，又从北京传来了爆炸性新闻——“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时局变化得如此之快，竟让人感到惊叹不已。伟大的共和国竟然在生死关头的重大历史时刻，如此果敢、刚毅地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全国人民之大幸，是中华民族之大幸；也是“四人帮”倒行逆施、多行不义的必然结果。此时全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亿万群众涌上街头庆祝这伟大时刻的到来.

充满灾难的一页，终于在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终于结束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犹如大病初愈，重新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历史的车论将重新启动，驶入她本该正常运行的轨道。

一九七六年这一年，好像一下子让我们长了好几岁。

几个月以后，我意外地接到爸爸的一封信，信里爸爸告诉我，厂“革委会”对他的审查有了结论。因为他十五岁就跟同乡一起“闯关东”，到哈尔滨学徒当工人，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应当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

结论是这么简单，这么清晰。然而在十年**当中它为什么变得那么复杂、那么模糊不清呢？

这个来得太迟的喜讯，像春雷一样在我的心中炸响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个多么耀眼的光环啊！在前十年里，它不亚于一件戴在身上让人极富安全感的“护身符”。它既可以让你消罪免灾，又可以让你平步青云。可如今，已经三十岁的我，面对这个迟到的结论，我的心里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在哭泣。早已疲惫的神经此时无力让我为之兴奋，相反，它又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十年中去……

这时我仿佛已经得出了一个了答案：在那个人妖颠倒纲纪丧失的年代里，人们的命运都掌控在一小撮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的奸人手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篡改历史，丧心病狂地制造着一出出人间悲剧——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我像是从久远的充满黑暗的噩梦里一下子走了出来，眯起眼睛开始重新感受那久违的晨曦。历史对我简直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我欲哭无泪。在家庭出身决定你命运前途的时候，你却背着“富农”出身这个莫须有的包袱在生命的历程里挣扎，如今这些概念已经日趋淡化的时候，却又让我看见了工人阶级出身这一耀眼的光环。

人生最美好的那段青春年华，正是需要雨露和阳光的季节，可是命运却偏偏让它面对漫天翻滚的乌云和雷电交加的暴雨。乌云渐渐散开的时候，青春却早已逝去了它美好的花季。我想，我多么像一株刚刚从温室移植到广阔天地里的松苗，尚未扎根就饱尝了雷雨的袭击。暴雨摧毁了它的嫩叶，狂风折断了它的枝条，在无法估量的损失面前经受着命运的愚弄以及它带给自己那数不尽的磨难。

我该向谁去讨回公道？向谁去申述冤屈？一切都无法弥补，历史已经翻过去了，我又一次对命运的主宰有了新的认识。

也是在这个时候，亓耘田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搞清了。原来，老人年轻时较早地接受了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并且被一个地下党人推荐为村上的“维持会长”，表面上应付着国民党的差使，背地里却是给共产党提供消息。一九四四年身份暴露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他，于是被迫逃离家乡。这一走就是八年，音信皆无。一家人在村上成了“反革命”家属，饱受红色政权的虐待。直到解放后他回到家乡时，村上才知道了事实真相。原来他跑了以后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而且在部队还当了干部……

不久，韩大哥那里也传来了好消息，政府给他平反了，取消了他档案里所谓的“右派言论”等不实之词。根据他的文艺才华，落实政策后他被安排在县文工团工作，家也搬进了县城，他自己动手盖起了两间小房，开始了四十岁以后的新生活。

春节过后，中央发出了通知，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全摘了，而且子女当兵、提干、入党一律不受影响，他们可以和贫下中农子女平起平坐了。

此时，我才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竟然跟共和国的命运那么相似，同悲喜，共起落，同呼吸，共沉浮。当年领袖企图一夜实现共产主义的幻想，鼓动了我们一代知青的狂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又把我们引向了无底的深渊。粉碎“四人帮”以后，共和国新的曙光又使我们老枝吐绿，焕发出新的生机，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难道不是吗？

十年**的日子过去了，它的疯狂终于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颠倒的世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