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顶头上司

选择了一种理想，因而也就选择了一种人生。从此，我们的生命之舟便开始了艰难的旅行。整个知青集体就像哥伦布的船队要去发现一片未知的大陆。

我们插队的这个大队叫龙泉公社平泉大队，由“东拉拉屯儿”、“西拉拉屯儿”两部分组成，从西头儿的第一生产队到东头儿的第八生产队距离足有三里多地，拉拉屯儿便由此而得名。

大队党支部考虑我们知青点儿距离东拉拉屯儿第七、第八生产队太远，生活上不方便，所以我们二十六个知青全被安排到了“西拉拉屯儿”的六个生产队里。

我们来到乡下的时候，正是八月中秋的前夕，社员们都忙着扒炕、抹墙，紧张的大田收割再过几天就要开始了。生产队也和农民各家过日子一样，这时也正忙着维修生产队的房屋、马圈和库房。

我和齐庆大、邢增禄、徐德令、张朋香五名知青被分配到第一生产队，那位姓蔡的老队长就成了我们走入社会以后的第一位上级。

我们到农村后的第一次劳动就从第二天的下午开始了。

一上工，蔡队长怕我们挑不动水，又怕我们摇不动辘轳，就派了两个壮劳力，一个负责在井沿儿打水，另一个专门挑水，让我们几个知青合泥。徐德令、张朋香两个女生毫无顾忌地脱下鞋袜，高高地挽起裤脚，拎着二齿子一下子就迈进了那片拌着麦秸、扎骨冰凉的泥堆里。想不到她们这种样子竟招来了不少年轻社员，一个个老远地站在那里看着，好奇地嘻笑着。

我心想，这是第一次劳动，可别给社员们留下一种不能吃苦的坏印象。于是也拿出了一股楞劲儿，光着脚丫子一咬牙也踏进了没膝深的泥堆，可是没想到这黄土被井水一泼，竟一下子让人凉到了骨头。不一会儿，我的小腿以下就感到有些麻木了，没过两分钟我就坚持不住了，呲牙咧嘴地从那片泥堆里走了出来，可那两个女生却仍然逞强地咬紧牙关坚持着，身上、脸上都溅满了泥点子，真有些“生命诚可贵，精神价更高”的味道。

这一幕，被刚从马棚里出来老队长看见了。他不但没对两个女生说一句夸赞的话，反而没好气地冲她们大喊起来，语气生硬而严苛，还夹着一种讽刺的味道。

“这简直是胡闹呢，麻溜出来！这屯子还没见过谁家大闺女家光着脚丫子合泥呢！”

这时，只见她们俩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低着头不好意思地从冰冷的泥堆里吃力地拔着几乎失去知觉的双腿，一个个浑身颤抖着，心里充满了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

我们都在心里不约而同地嘀咕着：刚刚参加革命，就遇上了这么一个生硬的“上级”，真是让人不好理解，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如何跟这种领导相处呢？

快要收工的时候，生产队会计来给我们记工分儿，还一个个登记我们的名字，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好笑。张朋香说：“什么工分儿不工分儿的，你记了我们也不要。”结果逗得周围的社员们都哈哈地大笑起来了。

蔡队长等到社员们都不笑了，才蹲在那里一边卷着纸烟，一边慢声慢语地说；“你们下放青年往后分粮食、分柴禾、年终分红，就全靠你们自己挣工分儿啦，挣工分儿多的多分，挣工分儿少的少分。你们干活不要工分儿，往后不吃不喝了？嗔是地，积极不积极不在这上。我就不信，谁也好，再革命去吧，也得吃饭！”

这个蔡队长，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

后来时间长了我们才渐渐知道，这个说话生硬、满脸严肃的老队长是本村土改时期的第一批党员，出身贫苦而心地善良，办事讲原则，可就是说话难听，好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让你难以接受。

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老队长说的并没错。我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要按照社会法则独立生活了。今后我们在生产队将要有自己的收入，要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自己的生活、自个儿处理自己的经济支出了。此时我们才从心底里对已经逝去的学生身份闪过一丝留恋。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老队长那些纯真、质朴却令人不大舒服的话语，才真正开启了我们从学校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大门。

显然不是老队长不理解我们，而是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儿的年轻人的思想跟实际相差得太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