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舟

一九**年八月的哈尔滨骄阳似火。这正是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焦急地等待发榜的日子，而我们这五十多个立志下乡的学生，却是在市青联、市学联、团市委联合组织的历时三个星期的“知青夏令营”中度过的。

在夏令营里，市里的干部继续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武装思想，坚定信念；举行文艺联欢会，搞野营训练，还到双城县农村去，利用一周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未来的生活。这时农村的落后景象不但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感，反而增强了我们的斗志。回到市里以后，我们又集体观看了电影豫剧《朝阳沟》，剧中主人公银环抛弃城市的舒适生活，立志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感人事迹，再一次给我们充了电。

从此，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经常呈现出一片片迷人的风景，令人神往，并且不断地引起那些漫无边际的遐想。

九月三日、五日和十日这三天，我们这些来自南岗区、道里区、香坊区和道外区的五十多名清纯得只剩下热情的高中毕业生和四十多名初中毕业生，作为哈尔滨市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首批下乡集体插队的知青先锋，分三批在市、区政府、安置办和共青团组织的数万群众的欢送下，背起行装，奔赴我们事先派代表选定的双城县水泉公社仁义大队、五常县牛家公社头屯大队、宾县青阳公社启新大队永和生产队以及巴彦县龙泉公社平泉大队（拉拉屯儿）集体插队。

我出发的前两天，爸爸自己动手为我准备好了行装，用一个旧线毯当被里做了一床被子，院儿里的大婶们又帮我做了一条褥子，河北老家的姑姑还特意给我寄来了两条粗布裤子，说在农村干活时禁磨。

启程的头一天晚上，爸爸预备了几个菜，算是为我送行，还请来了在我们一个大院里住的、一直为我的下乡行为而感动的两位叔叔，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王叔叔在饭桌上送给我两本书——艾思奇著的《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和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爸爸也拿出他事先给我买好的那个硬皮儿手册。我翻开扉页，一眼就看见他那清秀的钢笔题字：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我对爸爸的用心心领神会。他宁肯自己受苦也不阻拦我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这就是爸爸的胸怀呀！

那天夜里，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已经过了小半夜可还是没有睡着。这时，我半睡半醒地听见父亲下了炕——他患有多年的慢性气管炎，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总要起来吃遍药，我的心又为他担忧起来。接着就听见爸爸又吃力的咳嗽了一阵。这时爸爸趿拉着布鞋，走到炕沿边儿上停下来，气喘着。我朦胧中感觉爸爸在用手轻轻地摩挲我的头发，我的两眼顿时涌出两行热泪来，怕爸爸发现，我一动没动，蒙着脸假装已经睡熟的样子，在被窝里强憋着把从鼻管儿流进咽喉的泪水咽进了肚子里……

九月十日，是我们道外区下乡知青出发的日子。我们二十六名青年学生，装着满脑子革命理论，怀着“缩小三大差别”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伟大理想，背起行装，戴着大红花，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地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临行前，十名女知青先后都剪掉了她们多年梳着的长辫子，留起了齐耳短发，一个个显得英姿飒爽。

随着汽笛震耳欲聋的一声长鸣，“黑龙04”号大型客轮有节奏地“哧——嗤——”地喘着粗气，开始缓缓地回转着它那庞大笨重的身躯离开岸边，极像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在起跑前做的那种深呼吸。

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哈尔滨，还有这条与我朝夕相伴的松花江。你曾日夜不息地在我身边流淌，伴我送走了多少个西下的余晖，又陪我迎来了过少个东升的旭日，随着你荡漾的微波我背会了多少俄语单词，背熟了多少篇诗歌、散文。尽管眼下你还要送我一程，但此后我将远离你远去。再见了，理解和不理解、支持和不支持我们这种选择的父母、长辈和兄弟姐妹们，尽管我们这种追求可能背离了你们的希望，向着另一种目标执拗地奔跑，但是未来我们定会让你们感到欣喜和骄傲，因为你们的儿女走的是奔赴革命战场的金光大道。我在心里默想着……

我们站在客轮二层船舷旁边，朝黑压压地站在码头上不肯离去的亲人和送行的群众挥手。好几个女生还抓起头巾或手帕，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儿挥动着，拉着长音儿大声地呼喊着：“再见了——再见了——”家长们望着头一次离开家门的孩子，一个个都流出了无奈的眼泪，他（她）们远远地站在码头上，在那足有好几千人送行的人群里，默默地为我们祝福。

此刻一阵离别亲人的感觉忽地一下子涌上了我们心头，一个个不自觉地两眼都浸出了泪水，然而却又立刻被我们扭过脸拭去了，仍旧把笑容挂在脸上，我们试图把乐观与豪迈牢牢地印在亲人们的心坎儿上。

狂热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正如英国大思想家、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培根最喜欢的那句名言：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上悬挂着几个字——“超越极限”。

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乘坐的“黑龙04”号便在巴彦港码头前宽敞的江面上，抛下那足有几十吨重的锚链后缓慢地朝北岸靠去。码头上等候迎接我们的群众早已是人声鼎沸了。我们穿过了欢迎的人群，转而乘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大客车，西行二十五里地，来到了那座原名叫做巴彦苏苏的古老县城。

县委、县政府早就接到省里的通知，安置工作早已落实到基层公社和大队了。县委还在一周之前召开了专门会议，安排落实迎送等有关事宜。

当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专程送我们到乡下的另一台大客车和一台专拉行李的草绿色的解放车早已在县委门前整装待发了。它们被装扮得花枝招展，还插着小红旗，在清爽的秋风里呼啦啦地朝着同一方向猎猎作响；车的“前脸”儿都系着一朵用红绸子扎成的硕大的红花，车身两侧都贴着“热烈欢迎哈尔滨知识青年到我县农村插队”；“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五颜六色的标语。车身四周被人们前呼后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进城的老乡们都伸长着脖子，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细皮嫩肉的年轻人。

下午四点，汽车穿过了残留着古城历史气息的北门——“阜成门”，载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嘹亮歌声，车尾卷着黄烟般的滚滚沙尘，呼啸着直奔那个位于县城以北二十多里地、目前仍用煤油灯照明的“拉拉屯儿”。

一路上，我们一个个新奇地把头探出窗外，金秋的微风使劲儿地掠过我们的脸颊，吹动着女同学们头上那革命的齐耳短发；路边上高大挺拔的杨树和七扭八歪的老榆树，呼啸着一排排急速地向后面倒去；大地里快要成熟的庄稼散发着特有的香气，沁人心脾。我们指手划脚地争论着远处那一片片青纱帐到底是高粱还是玉米……

欢迎我们的社员们老早就站在村口的桥头上等候了。当他们老远看见这辆从南官道的高坡上飞驰而下的披红戴绿的大客车的时候，便使劲儿地擂起了那面由两个大小伙子抬着的大鼓；紧接着锣声、钹声、唢呐声也跟着响了起来。不等汽车停稳，就听见鞭炮齐鸣，震耳欲聋。一大群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吵吵闹闹、你推我搡地围在那棵老榆树下，争抢着从树梢上掉下来正在噼啪炸响的爆竹。

当时，正是社员们家家做晚饭的时候，炊烟从各家土坯屋旁边那高高耸立的土烟囱里钻出来冉冉而上，让我们一下子就闻到了只有在乡下才能闻到的那种燃烧秫秸、柴草的气味儿。那一座座低矮破旧、参差不齐的土坯草房，无力而又呆板地簇立在村路两旁，有的山墙上还倚着一棵粗大的榆木，好像是蹒跚老人腋下柱着的拐杖。从近处和远处不时传来的鹅唤鸭鸣和鸡叫狗咬声，汇成一片，像一曲杂乱的乐章。

一个穿着背心、肩上搭着小褂儿的三十出头的社员，可能是个大队的什么干部，一阵阵带头呼喊着欢迎的口号。在黑压压一片男女社员的后面，有一伙儿满脸皱纹但看上去身板儿硬朗的老农，嘴里叼着烟袋，老远地站在生产队那残损的大墙外面仰着头朝我们这边望着，也有的蹲在房山头儿那被人们踩得硬邦邦的黄土堆上，眯起眼睛仔细地望着我们这些从大城市里来的“洋学生”。

一大群光着膀子、蓬头垢面的半大小子吵闹着，在人们的腰间钻来钻去，互相嬉戏打斗着。

那些刚刚打扮过的年轻姑娘们，一个个都穿着干净的花布衫儿，老远地朝着我们指指点点地不知在说些什么。

大队干部率领着十来个手脚利落的小伙子，忙乎着帮我们从车上搬行李，扛箱子。生产队队部那个不足一米宽的门口儿，早就被前呼后拥的半大孩子们堵了个溜严。这时只听人群中那个干部大吼一声，紧接着脱口而出的就是我们从未听过的而后来又几乎天天都会听到的那句不堪入耳的粗鲁话，随后就见那帮孩子呼啦地一下子都向两边儿退了一步，门口儿这才闪出一道人缝来。

刚刚卸完了车，“小日本”儿谢建臣（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所以我们都叫他“小日本”儿）就从背包里折腾出了他带来的那套铮亮的理发工具，拎着一条长板凳挤到门外，站在生产队的当院里，抖开雪白的小围裙儿，大喊着要给贫下中农理发。社员们你推我搡地谁也不好意思过来。后来，终于有一个十二、三岁的顽皮的愣小子，从人群里挤出来嘻嘻地笑着坐在了长凳上，成了“小日本儿”到农村后第一个服务的对象……

一小时后开饭了。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第一顿饭就是掺着大红芸豆的黄米饭，这是我们在城里从未吃过的。“小猫”儿苑德斌（因为眼毛长的长，我们都叫他“小猫”）赶忙从自己的黄背兜里拿出那个装满白糖的玻璃罐子，打开盖子就往每个人的碗里放白糖，结果我们当中那个细心的“二姐”（在知青中她排行老二）立刻给他使了个眼色，并小声训斥他说：“你就不怕让社员看见了说咱们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句话吓得“小猫”一伸舌头，赶忙把白糖罐子又放回了背兜里……

在两个笨重的、黑乎乎的大条桌上，摆好了十几大碗冒着热气的“猪肉炖粉条儿”，这是社员们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美餐。那群调皮的孩子们刚才被当官儿的哄了出去，可这会儿他们又把生产队的三扇窗户围了个严严实实，一个个两脚蹬在窗台上，把胳膊架在半截窗框上，还把光着的上半截身子探了进来，彼此间打逗着，吵骂着。吃饭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动物园里新来的“动物”，让这群孩子们看得那样开心。

正吃着，突然不知谁问了一句“哎，陈勇翔这小子哪儿去了？”这时有人撂下饭碗跑了出去，在四周找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可还是没见他的人影。过了好一会儿，陈勇翔才连呼哧带喘地跑了回来。

原来，在大家忙乎着搬行李、抬箱子的时候，他站在车上老远地看见一位满头白发、弯腰驼背的老太婆，手里拎着水桶正吃力地朝井沿儿走去。于是他谁也没告诉就从车上跳下来挤出了人群，跑到老人跟前替她去摇那沉重的辘轳去了，还一口气儿给老太太家挑了满满一大缸水才跑回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陈勇翔每天都去给老人家挑水，每次都让老人感激得不知说啥才好。有一次老太太还特意煮了几穗青苞米让他尝鲜，这让陈勇翔心里充满了一股幸福感。

可是，就在两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兴君在油灯下向我们介绍拉拉屯儿阶级队伍状况的时候，大家才知道，那个老太太竟是一个丈夫死去了多年的地主婆。这时陈勇翔脸涨得通红，像犯了大错似的，坐在炕沿上直拍大腿，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此时，在他心中的那个面目和善的老太太，竟然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起来，往日对他的夸赞和感激，一下子变成了阶级敌人的虚情假意，煮给他吃的那几穗青苞米也一下子变成了腐蚀拉拢知识青年的“糖衣炮弹”……

此后在我们知青点儿的民主生活会上，陈勇翔还做了一次让人啼笑皆非的“深刻检讨”。

几天以后，我向大队党支部郑重地递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表示要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上与农民打成一片，“滚一身泥巴，换一身铁骨，炼一颗红心”，并期待着党组织对我的考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