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热情

（一）

那个时候，我和亓云天等几个同学都在哈尔滨市第八中学读高中，而且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会干部或共青团干部。董加耕的事迹实实在在地打动着我们那颗“时刻听从党召唤”的赤子之心。

第八中学的党组织紧跟形势，接二连三地召开由团干部和班级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批判“个人奋斗”的腐朽观念，批判为个人理想一心苦读圣贤书的“个人主义”思想；举行各种报告会，用毛泽东思想深挖“读书做官论”和“白专道路”对青年学生的危害，并对其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口诛笔伐；还多次举行连教师也要参加的毕业生教育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深远的政治意义，号召和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鼓励毕业生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学习董加耕放弃“个人理想”，自愿到艰苦的农村去干一番事业……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都是学校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曾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和讨论，其核心内容就是围绕摆在**届毕业生面前的那个最大的政治问题——“有志青年上山下乡，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

我们这几名学生干部，在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时，都不约而同地反复琢磨着老人家在文章中讲到的那句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我们这几个在政治上一直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此时都在内心虔诚地咀嚼着毛主席这句话里高深莫测的政治涵意。凭着各自的理解，我们似乎纷纷意识到——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是响应党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上大学呢？一场触及灵魂的斗争，从此在我们尚未成熟的心灵中悄悄地拉开了帷幕。少年时期那一幕幕往事不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在小学毕业那一天，我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梦幻般地走上了立在操场上的体操台，从校长手里接过了那张盖着道外区区长刘锦堃大印的“区优秀毕业生”奖状。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一入初中就享受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待遇。当时为了报答学校老师的关怀，也为了给父母争气，我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都在班级名列前茅，被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成了各科老师心中喜欢的“那个坐在第一排的小男孩儿”。连那个碧眼金发、抹着口红、搽着胭脂，浑身散发着香水气息的苏联女教师，也经常用俄语在同学们面前夸奖我，怕同学听不懂，又微笑着伸出拇指用她那不太流利的汉语补充说：“好样的！太好了！”

在我还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暑假里的一天，居民组长给我们家里捎来了一个口信儿，要我母亲三天之内到街道办事处去填个登记表——说我们家已经被定为“下放”对象了，要作好迁往农村去的准备。我听了以后拽着母亲的衣角就哭了起来，说啥也不让母亲去填表。

那时我想，“下放”到农村以后我就不能继续在城市里上学了，将来就没有前途了……尤其在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学校组织过一次下乡劳动，虽然只有七天，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在远离城市的荒僻农村里，那肮脏破败的景象以及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的猪屎牛粪的气息，还有那无处不在翁翁乱飞的苍蝇、蚊子，让我一想就透不过气来；雨天里，屯子里到处都是污泥浊水，人们只能躲在屋子里足不出户。

那次下乡劳动回来，我除了对同学们的集体生活仍有留恋之外，对其它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好感。这次居民委要把我家“下放”到农村，在我看来简直如同让我们下地狱一般。

我断断续续地哭了一天，直到天黑才算睡着了。妈妈一边哄我，一边也偷偷地掉泪。当时我还不懂得我那种样子会给母亲的心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在睡梦里无望地抽泣着，不知什么时候，爸爸下班回来了，我听见母亲正跟爸爸说这件事儿呢。

爸爸说：“厂子里今天也开会了，说要动员家庭生活困难的工人下乡。受“管制”的老韩和老鲁两家肯定是要“下放”了，还没指定说困难户里谁家下不下去呢。”

我用被子蒙着头，眼泪淌的更厉害了。

爸爸的工厂平时为了照顾我们，常常把给木旋的勺子把儿刷油漆的手工活儿分配给我家，尽管每个勺子把儿都要经过刷胶，打砂纸，再刷胶再打砂纸，然后再刷两遍油漆这好几道工序才能挣二分钱的手工费，可是妈妈特别珍惜，白天除了做饭的功夫以外，其它功夫全都花在这手工活儿上了。我和两个弟弟放学以后也帮着干，可是妈妈怕耽误我们学习，总是催我们去看书。

爸爸厂里这回真要甩掉我们家这个包袱吗？不能念书了，理想破灭了，当时成了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心灵上巨大的伤痛。

第二天，我心神不安地上学去了。一路上，我似乎觉得这所中学我大概来不了几天了。带着这种压抑和忧伤的心情，我恍恍惚惚地上完了那天的课程。回到家里，见了母亲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到没到办事处去？他们是怎么说的？妈妈说：“我先到‘委主任’那儿打听了一下，他不是咱老乡嘛，他说还没有定死呢，看看情况再说，能不给咱家报就不报了，说可别让孩子再哭了。”

办事处在一个星期以后正式公布“下放”名单时，果真没有我们家。我如同从农村又回到城市一样兴奋，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生活。我加倍努力，成绩更加优异，初二下学期刚满十五周岁就入了团。

在读初中的三年里，我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老师每次家访，赞誉之词总是不绝于耳，爸爸也总是重复着那句话，感激而又谦和地说；“都是党培养的好，老师教育的好啊！”

毕业那年，我被保送到了当时声望极高的第八中学读高中。在这三年里，我家的墙壁上又多了三张令人羡慕的“三好学生”奖状。那时候，在同一个大院儿里住的邻居们都夸奖我说，将来大学毕业以后，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这让我母亲的心里喜滋滋的。

可是，在我读高二的那一年，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苦熬过来的妈妈，却患上了慢性肾炎。因为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治病，一直拖着，结果病情终于恶化了，最后转成了“尿毒症”。

在那以前，母亲一直拖着浮肿的身躯，给一个织布厂纺线，每天能挣五角钱。晚上我一觉醒来，常常发现妈妈还没有躺下，伴着昏暗的灯光还在纺线，我的心阵阵酸楚。心里想，等我念好了书，长大了挣钱一定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然而，妈妈从那次病倒就再没有起来。善良、慈祥、乐善好施的母亲刚强了一辈子，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几次从昏迷中挣扎着醒来，喃喃地重复着我只有把耳朵贴在她的嘴边才能听清的那句话；“你好好念书，念好了考大学，啊？……”她干枯的手动了几下，像是要拉我的手，可是她终究未能抬起那只僵硬的胳膊。我俯在妈妈身上号啕大哭，痛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挽留不住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的生命。

打那以后，我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考上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我要亲手去挽救天下所有像妈妈那样为儿女们操心受累的善良母亲……

可是现在，时间才过去不到一年，现实宣传中的那种时代使命感却让我感到，往日的理想简直就是一种“狭隘”和“自私”。在我看来，革命青年能不能抛弃个人的一切，积极地投入到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中去，如今已经成为检验我们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了。

（二）

整个社会都展开了大讨论，学校里的大辩论更是热火朝天，到处都是热情洋溢的表白和信誓旦旦的誓言。第八中学各个楼层走廊的墙壁上全都贴满了毕业班学生那散发着稚嫩气息的倡议书、决心书和申请书，它们仿佛已经不是一张张的红纸黑字，而是一颗颗跳动着的报效祖国的红心，展示给人们的是那一望见底的透明的热情。在台上发言的学生慷慨激昂，字字句句都是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在台下静听的学生们也一个个跃跃欲试。“学习董加耕，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时，许多学校尤其是在重点中学里，号召上山下乡的政治风潮已经走向了颠峰，上大学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却变成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敲门砖”，这给积极温课备考、特别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们思想上造成了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

那一个多月前后，学生会主席亓云天的内心一直没能平静过。作为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会干部，此时正处在升学和下乡的十字路口上；在党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升学还是选择下乡？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提出了鉴别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由此看来，自己打算报名下乡的想法符和党的要求，没错的；可是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他决定给董加耕写信，向他倾吐自己两难的心境。董加耕在回信中对他的进取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他的政治热情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让他倍受鼓舞。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放弃学校打算保送他到“哈军工”深造的理想，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亓耘田，立志上山下乡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他在向学校党组织递交的申请中写道：

学习董加耕，弃笔要务农，

立下耘田志，为农献终生。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举动在全校掀起了轩然大波。

亓耘田从小学被保送到初中以后，就被选为“黄继光班”的班长；初中毕业被保送到高中以后，又担当起了学生会主席的重任；而且各科成绩优秀。现在，他放弃了优秀的学业报名下乡，实在让人们不能理解。同学们有的钦佩，有的惊讶，更多的感到的是遗憾；连老师们的想法也都非常复杂，许多老师嘴上虽没说，可心里却也都在为他惋惜。

亓耘田的决心和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党的忠诚，是在关键时刻经得起组织考验的表现。这不能不使每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都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的选择了。

那时我是一名积极要求入党的团干部，而且和亓耘田在同一个班级，在党的考验面前，如今我该怎么办？当时已是五月中旬，在下乡和升学的岔道口上做出最后的抉择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此前我的思想斗争早就暗暗地开始了，是升学还是下乡,一直在我心中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只不过此时才感到允许自己考虑的时间更加紧迫而已。

在学校组织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里，我曾反复学习了《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和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要看他是否愿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导。这使我认识到，一个革命青年，不能一心光想着自己将来成名成家，而应该把祖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抛弃个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至于将来当医生还是当农民，这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党的事业不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吗？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者都是光荣的。同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也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弗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我也曾多次翻开自己抄写的名言警句，反复品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句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于是让我认识到，农村生活虽然艰苦，可这不正是磨练我们青年人革命意志最好的课堂吗？今天，党已经明确指出，“上山下乡是青年实现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显然，只有积极地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自觉地经受考验，将来才能承担起建设共产主义宏伟大厦的重任；害怕艰苦，贪图享乐，那是懦夫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我不能做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温室里的花朵，不能做“口头革命派”，应该把革命口号化作自己的实际行动，具体说就是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经风雨，见世面。

随着这种观念的逐渐形成，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热血开始在胸中涌动，激情开始在心中燃烧。

可是每当我回到家中，看到体弱多病的父亲和还在上小学的弟弟，一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又涌上心头。然而，这些也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逝。因为这与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投身革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为了革命的成功，哪个不是抛家舍业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去的？这时的我，已经把大学毕业后当医生的理想当作“个人奋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灵魂深处默默地进行着自我批判，把母亲临终前的嘱托看成是她老人家善良、美好但却狭隘的心愿……

人一旦被信念左右，自身就得到升华，一切私心杂念都变得无影无踪。

革命英雄主义曾经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不就是在英雄主义精神滋养下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战前线的先辈们，不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为了民族的解放将生命置之度外的吗？时代造就了政治上的虔诚。越是虔诚就越是积极，越是积极就越需要虔诚的支撑。在激情燃烧的六十年代，领袖的号召自然会让年轻的知识分子“敢叫日月换新天”。当深刻领会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时，我们这些崇拜领袖、崇拜英雄的青年学生，终于找到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方式。

多年以后，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了一位哲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生命登上舞台，戏就上演了，至于角色，在于选择，而选择基于认识，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回想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竟是如此精当地验证了这位哲人的名言。

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终于成为我在人生第一个岔道口上的最后抉择。“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成为我今生不变的信条。

（三）

这个时候，第八中学一九**届高中毕业的四个班里，已经有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冲破家庭和亲友们的种种阻挠，先后向学校党组织表示了自己放弃升学理想，坚决要求到农村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在我们这些同学的影响下，两个星期以后，又有二十多个学生报了名。结果，学校高考总复习的秩序开始动荡起来。

上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的学生不足一半了，大家都三五成群地聚在走廊的角落里、逗留在月光高照的操场上，或坐在楼梯口的台阶上，谈论着每个毕业生面临的、不可回避的关于人生选择的话题。

他们一个个对报名下乡同学的举动发表着自己的评论和看法。有的表示赞赏但自己又不打算报名；有的心中不解，仍然坚守着自己“升学第一”的决心；有的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他们还在猜测、观望、犹豫中徘徊着。

这时，全校毕业生对未来的选择大体已经分成了三类：放弃高考立志下乡的——在大家心中这是最革命的；其次是先参加高考，考不上再下乡的；最后则是考上考不上都不下乡的所谓“落后分子”。

第一类和第三类是明确的，第二类同学所说的下乡，实际上也是一种堂而皇之的托词——因为在我们这所教学质量很好、社会声望很高的学校里，几乎没有几个学生考不上大学的。

在学校组织的由各班学生干部参加的一次大讨论中，几个大胆的同学终于道出了自己憋了好久却一直没敢说出来的心里话。他们向领导提出质疑说：“像他们这样的‘尖子生’真的下了乡，我们觉得实在可惜。因为上大学不也是祖国需要吗？而且他们是最有希望考上国家重点大学的，难道不下乡就是不考虑国家利益了吗？”

学校党支部书记王秋实在总结时这样说道：“越是优秀的学生下乡，就越说明他们是真正的‘又红又专’，而不是‘口头革命派’，我们的党，将来把革命接班人的担子交给这些人才最放心。”

到六月底，我们学校已经有近五十名学生报名下乡了，这几乎占到了这届毕业生的四分之一。这时，年近六十的校长、无党派人士侯眀杰老先生实在坐不住了。他在班子会上多次提出要“降降温了”，还专门找校团委书记张嘉伟老师谈话说：“是不是把宣传的调子放低一些……”然而党支部书记的态度是，这个问题“要提高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还是培养复辟资本主义工具的高度来认识。”

老校长又分别找学生谈话，劝他们“安下心来，积极温课备考。一旦没考上在下乡也不算晚。”结果被学校党支部书记视为鼓吹“白专道路”的“黑后台”。在会上老校长还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他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不敢再多说话了。然而内心却对事态的发展充满了忧虑和不安。

老师们也震惊了，这种轰轰烈烈、一哄而起的架势多么像头几年的政治运动啊！然而，连老校长都没顶得住的事，自己怎么能去以卵击石呢？他们只能在自己心里揣摸，顶多是几个老师在私下里议论，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也有的老师认为此事也无可厚非，不论任何时代，只有年轻人的血液才会如此沸腾和激昂，对于这些热血青年来说，上山下乡也未必是狂热的轻举妄动；还有的老师在背地里向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出某种真诚的暗示。然而，老师的真诚往往被我们用另一种真诚推向了尴尬，留在他们心中的只剩下了遗憾的叹息。

我绕了一个好大的弯子，跟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了解父亲，只要我做的不错，他是不会反对的。所以尽管是“先斩后奏”，爸爸还是不会怪罪的。果然如此，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心情平静地对我说，只要你有个目标，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真的从思想上想通了，将来不半途而废，家里不拦你。我不是十五岁就一个人从关里跑到关外来的？再说这又是党的号召，你是按毛主席的话做的，也是光荣的，错不了……

我感激父亲，他不但没有扯我的后腿，反而给了我鼓舞和信心。在欢送我们踏上征程的大会上，父亲代表第八中学全体下乡同学的家长在大会上发了言，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从内心钦佩父亲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那种政治觉悟。

然而，我的决定却遭到了叔叔的反对。

“什么？你是在瞎说吧！怎么书念得好好的，一下子说下乡就下乡呢？你这是喝了什么迷魂汤了？”

我跟他讲的道理他听也不听，直接找我爸爸去理论。结果老哥儿俩说着说着吵翻了，爸爸的态度把叔叔气炸了，他一拍桌子走人了——心里话，你当爹的都这么说，我这个当叔叔的还说个啥？可别让我耽误了你儿子的前途！

我初中时期那些要好的同学们，有的听说我要报名下乡，传到其它同学耳朵里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学习那么好，考大学是稳拿的，能下乡？你肯定是听错了……”

后来有几个同学先后来到我的家里，想问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他们了解了真相以后一个个都为我惋惜。可是面对心意已决的我，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劝说，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于是只好组织一些能够找到的同学，邀我一起到道外有名的“三友”照相馆合了个影，尽管他们都不赞成我的选择，可还是在照片上写上了“欢送”我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字样。

亓耘田的父亲，那时是哈市某医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他为儿子放弃了被保送到“军工”的机会，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舍弃个人利益挺身而出，感到高兴。他鼓励儿子要自强不息，经受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考验，做党的忠实儿女。

李有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几年来一直在家休养不能上班，但是这个有着铮铮铁骨的老工人坚信儿子的选择，支持他到农村去。

张忠杰是八中的初中毕业生，他母亲是多年的街道干部，她以一般家庭妇女难以理解的高度，相信自己儿子的选择。久病卧床的父亲是个老党员，不拖他的后腿，鼓励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只要一颗红心忠于党，到哪儿都会有出息……

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家长的态度。绝大多数选择下乡的同学还是受到了家庭和亲友们的百般阻挠。不少人就因为实在难过“家庭关”而不得不打了“退堂鼓”。

这些家长一开始还以为孩子们只是三分钟热血，赶时髦，没太当回事。可是后来当他们发现孩子们是认真的，一个个“死不回头”了，才真的着了急。对于孩子跟他们摆的大道理他们连听也不听，一个劲儿骂自己的孩子是“念书念傻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大人白供了，供来供去连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理儿都不懂了”；再不就是怀疑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有对象了，“要跟着对象一块儿往乡下跑了”……

他们找来了知近的亲属，一起向心意已决的孩子发起群体式的“攻心战”，他们列举种种可怕的现实，软硬兼施，试图打通他们的心窍，把孩子从“火坑”边上拉回来。

徐德令的父母只有两个女儿，她是小的。父母见自己连吓带哄地也没有说通女儿，就让大女儿来劝她。结果姐姐不但没有说服妹妹，反而还被妹妹的理想和勇气征服了，后来老人只好把户口簿藏在柜子里锁了起来。

高三.一班的团支部书记汪英，是家里的独生女，保送到高中以后，就把考进“北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通过在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学习，再加上受她的崇拜者亓耘田的感染，几经思想斗争之后，也要报名下乡，可是却一直没有做通母亲的思想工作。这一天，她打算请亓耘田到家里帮自己说服母亲，可是母亲就是不往下乡这个话题上唠。最后无奈，只扔给他们一句话：别提这事儿了，她要是下乡，我这个当妈的也就不活了……

亓耘田走后，汪英的母亲就追问起女儿来：“你们俩是不是在搞对象啊？你是不是看人家下乡了你也非要往乡下跑啊？是不是？你跟我说实话！”

其实，母亲的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亓耘田的确是汪英心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女儿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心迹。母亲的追问却一下子让她脸红了起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母亲毕竟是母亲，她从女儿的态度上早就看出了几分。于是接着就说：“这孩子倒是不错，你俩也般配，你要是能劝劝他也考大学，别下乡了，我不反对你们；要是你劝不动他，就算拉倒。你安心复习你的课程，可万万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然而，汪英是了解亓耘田的，他是个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人，让他改变主意是不可能的。至此，汪英只好怀着内心的遗憾，埋头到紧张的复习中去了。

到了高考一天天逼近的六月下旬，中央为了纠正“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偏颇，万里同志的一篇讲话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他指出，毕业生还是应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首先“站出来让祖国挑选”。于是，那种“只有下乡才是真革命”的极端风潮才稍见缓和，绝大多数报了名但未能闯过“家庭关”的同学也就顺势撤了回来，就连先前已经闯过“家庭关”的同学当中也有一个人又改变了主意。

第八中学闯过“思想关、家庭关、社会关”最后放弃升学坚持上山下乡的，只剩下以学生会主席亓耘田为首的、心中自我标榜为“坚定的革命青年”的八名高中毕业生和两名初中毕业生。

在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几个立志下乡务农的同学都坐在学校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个个目光深沉，望着台下一千多名学生，若有所思，像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为“反修、防修”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担忧了。

具有文学天赋的盛世源和他们班里那个聪明秀气而又多才多艺的女生，曾被同学们认为是志同道合的一双。如今却因为一个抱定拓荒的信念，一个坚守着考大学的理想，都无法说服对方，终于在那个抹着血色夕阳的傍晚，在景色宜人的松花江边，两人做了最后一次长谈，便分道扬镳了。

第四中学高三.一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永祥，为了表明自己下乡务农的决心，把自己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永祥”二字成了“勇翔”，以展示自己要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勇敢翱翔的豪情；第二十二中学被大家称为“才女”的徐德令，是个留着齐耳短发、性格倔强的姑娘，由于一直无法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最后竟背着家人撬开了柜子，偷偷地拿出了被母亲藏起多日的户口簿，自己到派出所毅然决然地办理了迁出手续。

当时，在省重点学校哈尔滨市第六中学，学习董加耕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也搞得风起云涌，但是到了高考前夕，在已经报名下乡的四十多个学生当中，这时候也只剩下了八名高中毕业生和七名初中毕业生了，其它同学都补填了升学志愿表，改弦易辙，准备升学了。

当年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李宗玉，因为自己是住校生，报名下乡之前根本没跟家人商量。到了高考的那一天，母亲和妹妹怀着满心的祝福到考场来给她送饭，却到处找不到她，一打听同学才知道，女儿已经报名下乡了，压根儿就没有报考。母亲当时听了竟然一下子晕倒在了地上……

初中毕业生苑德斌，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爸爸是省文工团的演奏家，母亲在省电影放映公司工作，他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喜欢吹笛子，到初中毕业时已吹得炉火纯青了，毕业前夕他已经拿到了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文艺兵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在风靡全国的上山下乡热潮和榜样力量的感召下，他毅然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报名下乡，把一切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我们这些人一个个怀着澎湃的心潮纷纷在日记中写道：

“是好铁就要百炼成钢，是革命接班人就要看准党指引的方向”；

“‘一穷二白’咱来扫，美好远景咱描画，旗帜朝哪就向哪，党叫干啥就干啥”；

“风来吧，雨来吧，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昂首走上布满荆棘的革命路”

……

那时，我们都把自己的选择比作当年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壮举，心中洋溢着浪漫而自豪的情怀。正如歌剧《江姐》中“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那段歌词一样：“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为革命粉身碎骨心也甘”。在我们看来，这决不是普通的歌词，而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无穷的力量，一种伟大的信仰，一种永生不变的誓言。过去，我们没有机会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流血，今天却可以在改变农村“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斗争中去流汗，同样可以像“江姐”那样“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内心，充满了豪迈。

（四）

七月上旬，在那届毕业生正坐着庄严的考场里接受祖国挑选的时候，我们这批立志下乡的高中毕业生恰好在市政府大楼的会议室里，自豪地接受着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接见。

通过这次座谈会上我才知道，在号召“向董加耕学习”的热潮中，全市报名下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最后只剩下五十多名立志上山下乡的学生，大家分别来自哈尔滨一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八中、九中、十三中、十九中、哈师大附中和哈女子中学等十几所学校，都是用不同的方式闯过“思想关”、“家庭关”、和“社会关”之后将信念坚持到最后的“坚定分子”，其中不少同学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有的父母是高级科研人员、大学教授或艺术家。十三中的一位叫马哮哆的女同学竟是哈尔滨“军工”学院一位具有上将军衔的留美归来的空气动力学专家的女儿……

在市委、市政府组织的这次座谈会上，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石青、副市长王杰、胡传经等领导同志出自对我们的关爱，在充分肯定我们革命精神的前提下与我们商榷，准备把我们派往生活条件较好的“赵光农场”。结果，好几个同学都用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毛主席的教导回应了在座的领导：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到农村不是为了享福，而是去革命的，条件艰苦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不会吓倒我们的……”；

“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越是艰苦的地方我们越是要去”……

第二十二中学的女知青徐德令在发言中赋诗一首：

“德令向党表决心，定学加耕志不移，要把农村面貌改，绘出一片新天地。”

大家在发言中都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要“耕掉穷苦旧面貌，耘出蓝天万里霞，战天斗地献青春，描绘锦绣新国家”，

“人生理想主义真，广阔天地练红心，主席一声号令下，立志建设新农村。”

第十一中学报名下乡的九名学生，为了时刻用“立志耕耘”的志向鞭策自己，他们当中的四名男同学都把名字改成了“立耕”，五名� ��同学都把名字改成了“志耘”，以此表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干一辈子的决心。

我们一个个都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陶醉，因为我们所要从事的事业是神圣而伟大的，每个人都为祖国农村的美好前景将由自己一手描画而兴奋不已。

领导同志听了我们一个个义无反顾的决心和热情激昂的表态，被我们一个个战天斗地的勇气和放眼世界的胸怀所感动。他们终于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同意了由我们自己选点儿，到条件最艰苦、地域最偏僻、文化最落后的农村插队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强烈要求。

新闻媒体从此在全市、全省教育界发出了“远学董加耕，近学亓耘田”的号召，亓耘田从此成了“哈尔滨的董加耕”，令全市青年学生钦佩和仰慕。当时，作为哈市首批自愿下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各种宣传媒体的新闻人物。我们的事迹数次在电台广播、在报纸上刊载……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在各种宣传媒体的推动下，到一九**年已经走上了第一个高峰。当年在南京市就有七十二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董加耕感召下，放弃高考自愿到苏北农村插队，被当地媒体称为“七十二贤人”。

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榜样的时代。时势自然会涌现出一批适应时代潮流的英雄，并带动一大批响应者为时代的大潮推波助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