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名字叫杨珍（征？）。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一次我发烧，

头痛，同学们都到外面玩去了，而我扒在桌子上，什么事儿都不想干，这个时候她走了进来，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然后问我："难过吗？"现在，我依然能真切地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

只是她的手的记忆，和那个教室阴暗的背景以及那所学校极端的简陋极不协调。她的语言和手势都是有温度的，这是我第一次对另外一个人的温度有异样的感觉，她启发了我对某种特殊之物的需要。

无一例外，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都是羞怯的、沮丧的。面对我们的知青老师，我们的卑怯无以复加，要知道这是多大的距离啊，不可知的城市生活，不可知的红卫兵袖套，不可知的城里口音，不可知的时髦装束，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就在这不可逾越的距离中，我的老师，她用她的手触摸了我的头颅，我该多么感激语文，这是一门人道主义的课程，她将我们美貌的老师带到了我们的村子里，将她的手赐予我的额头，那是一种我们从未领略过的洁净的美、白皙的美、雍容的美、无所意欲的美、漫不经心的美，此后，这种美在我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褪色过，她主导了我对异性的全部见解。

然而，他的丈夫，一个乡卫生院的医生，却追到了我们校里，他用力地扯着她的头发，用脚踢她，用手掌掴她，开始的时候她在挣扎，接着她无力地瘫倒下去，一缕头发随着她倒地的动作飞扬了起来，在风中飞得很高很高，我感觉它是飞过河去了。

我对这一幕的记忆是非常奇怪的，这一幕中竟然没有声音，它就像是无声电影的镜头一样明确、扎实，充满了动感和光线，但是却没有声音。也许这段记忆的确是没有声音的，她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她没有求饶，没有哭泣，什么声音也没有。此后在我成年以及少年时代的梦中，我多次回到了那个学校，并且在那里见到了我的绝大多数昔日同学，但是，那一幕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那一幕的结局我也始终回忆不起来，也许此事是没有结局的。

此后，村里的人也许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一个少年，他手里攥着一块石头，鬼鬼祟祟地跟在他老师的身后，一直跟到老师的家门口，对于他的目的，村里的人是如何猜测的呢？也许村里的人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此事真的就没有下文了，记忆中断了。但是，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蠢货。我也许什么都没干，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也许我们做了，我们埋伏在东岸的番薯地里，等着医生从这里经过，我们举起木枪，向他瞄准，射击，我们就这样将他枪毙了，我们通过这样的仪式为我们心中的事件举行了隆重然而又是隐秘的闭幕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老师就要走了，她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

下半年放过暑假，从懒散和黑色的皮肤中醒过来的我们发现老师消失了，医生也不见了，他们仿佛消失在了空气中，仿佛从来也没有在我们村存在过，我们在村子里找不到她了，在学校里找不到她，甚至一切和她有联系的事物也都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她刷牙的地方白色的水渍已经长上了绿苔，她晒衣服的木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地朽断了，她住过的宿舍住上了另外一个委琐的老头，这些都在掩饰着她存在过的痕迹，尽管她的学生还在――这是她留在我们那个乡村的唯一遗迹。

后来，我从一所离家更远的初中毕业，那所初中从来没有人能考取中专，能够考取高中的也就是10％。每年00左右的学生毕业，只有、40名能够升到高中去，这是所谓的"戴帽子"中学，"戴帽子"的意思是说这所学校本来只有办小学的水平，因为社会就学压力重，就让小学戴上一顶帽子――也办初中。其实教师都是教小学的水平，他们有的自己才是高中，甚至初中毕业。

我毕业于那所学校的时候，那届竟然破天荒地有70几个人考取了高中，其中还有10名考取了县重点中学的，而我则万分幸运地考取了中专，转了户口，吃上了黄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