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孟沅去找阮琳的时候，阮琳正在隔壁的财务部里，向财务总监周先生发脾气。

周先生也是老板的亲戚，准确一点说，是老板的族弟。

老板周富益祖籍福建台山，原本是渔家出身，但当年祖父为了闯世界，结果被卖猪仔去了南洋，偏偏上了一条棺材船，船开到马来西亚的地方就遇上风浪，沉掉了，祖父跟几个幸存者全靠水性好加上老天庇佑，拼死拼活才挣扎上了陆地。到了马来西亚，举目无亲，回乡根本不可能，一是大海茫茫，身无分文，怎么走？再者也不愿这么一无所有地回去。无奈之下，只好在当地住了下来，给人家打工，卖苦力，辛苦讨生活。幸而年轻，有的是力气，也不愁温/饱，后来又在当地娶了亲，娶的是一个中国女子，生下了他的父亲。

他父亲是个有头脑的聪明人，早年读过点书，不甘心一辈子给人家当牛做马，到了三十岁头上，终于攒下了一点钱，又动用了父母原本打算给他娶媳妇的存了半生的“老婆本”，买下了一个橡胶园，那个橡胶园的质量很是不错，只是因为前主人好赌，他才得以用极小的代价，获得了一小片自己的产业。

他父亲不怕辛苦，将橡胶园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凭着与生俱来的做生意天赋，逐步蚕食了附近的一些小种植园，慢慢地并吞、扩大，终于连成一片；又请了更多的工人，还自己投资了加工厂，生产橡胶制品，短短数年之间，资产大增。他父亲犹不满足，又看中了这区最大的一块庄园，那个庄园主膝下唯有个独生女儿，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是在英国留过学，颇有主见，极得乃父喜爱。他父亲又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让那个女孩儿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自己，甚至不惜私奔以赴，跟自己的家庭决裂。

老庄园主终于拗不过自己的宝贝女儿，同意了女儿的婚事，只提了一个条件：必须入赘。作为回报，他得到了一大笔钱的陪嫁，跟那个种植园——女孩的父亲搬到了另一个种植园居住，反正他家多的是种植园。

就这样，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总算开始了兴旺发达。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族观念和乡土观念乃是根深蒂固，一个正宗中国血统的男人，娶了一个外国的女子，而且偏偏不得不让自己的头生子冠上妻家的姓氏，这对以父权夫权为本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件奇耻大辱。为了这件事，祖父与父亲争吵了无数次，终于在他出生后彻底决裂。从此他带着中国人引以为辱的姓名，活在大种植园里。

然而他父亲终究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精明，又看准商机，跟紧政府的动向，大力种植起油棕，获利日丰，逐渐地在当地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父亲在马来西亚开的公司，用的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望台公司。他父亲的名字是祖父取的，以示生生世世也不忘记故土台山。

又过了十三年，在他父亲的婚姻还没有走过花边婚的时候，他的马来西亚的母亲生病过世，整个庄园顺理成章地，完整成为了他父亲独个人的产业，他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回自己的本姓：周。

这时，祖父方理解了父亲的苦心，还给他重新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周富益，如同祖父的希望那样，长孙，能够永远富足得益。

周富益自十七岁始，开始涉入他父亲的生意场。他没念多少书，因为他不喜欢读书。周家以往世代都是苦出生，并不是书香世家，但他继承了父亲的精明与母亲的聪惠，不但很快能够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还跑遍了大半个世界，开拓出更多的业务渠道。在他二十七岁那一年，就自己作主，跟当地的另一个望族攀了亲，娶了他家的女儿，从此周家在马来西亚，不仅有财力，还有了地位。

周富益具备敏锐的投资眼光，1979年，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他在80年代初送祖父的骨灰回故乡安葬，顺便考察了一下大陆的市场，惊喜地预测到大陆市场将迎来惊人的爆发，前景无可限量。回到马来西亚，他把生意交还给父亲，便自己到大陆注册了这家富益公司，经过再三考虑，地点就选在了毗邻香港、发展潜力巨大且政策优惠的深圳。

他几乎是亲眼见证了深圳的成长与兴旺发展，他对自己抢到先机的战略眼光深感得意。

这些年来，他在大陆纵横陴阔，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不仅在内地投资办厂、搞公司，而且还将国外的许多订单都交到内地来做，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使他的公司获益匪浅，他的根底已经牢牢地扎在了大陆，而马来西亚那边，不过是他的一个中转站罢了。

大陆公司的几个元老之一，就有阮琳，而他的远房族弟周安平先生，公司现任的财务总监，则是他三年前回台山时，才从族里带出来的，周先生的曾祖父与他的曾祖父是兄弟，他曾祖父过世得早，祖父又去了南洋，家里的长辈一直是周先生一支在照料，包括他留在故乡的曾祖母的养老送终，也是周先生一家一手包办的，周先生一家对他家有恩，他当然要带同他一起发财。

虽然，他十分欣赏阮琳的精明干练，也知道跟了他八年的她的确是忠心耿耿，但他有着大部份国人皆有的家族观：肥水不流外人田，何况是财务这样关系到企业核心利益的机要部门。他将自己的族弟带来安在这个位子上，固然有报恩的意思，也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

只可惜他的族弟周先生，人品倒是可以信赖，只是在生意经，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实在是个外行。这让阮琳分外地做起事来感到格格不入。

这次发脾气，是为了有一票单，阮琳费了好大功夫才从竞争对手那里挖到，赶着交给龙岗的附属厂做，是特急着要交货的那种，然而周先生却恰恰在这当口“休年假”，回家乡扫墓去了，而且给财务部专门发了话，大宗的款项一律不准出。老板当时回马来西亚，又去了印尼那边谈生意，联系中断，周先生乡里根本就没通电话，龙岗那边厂里因为没有公司的拨款，备料费都不够，只有接了单后等待着公司的到款。阮琳当时急得连嘴角都燎起了泡，直到耽误了一天半才找到老板，这笔款拨下来再到工厂帐上，又耽误了大半天，幸亏厂里连夜分派了班次，又赶了两个通宵，总算赶在结单前通关交货。可是周先生这次“休假”回来后，居然还要怪进出口部没有事先报备——当然，矛头直指向阮琳。于是阮琳决定再也不能忍了。

这次老板回来，阮琳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老板主持公道。她原本也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地跟周先生撕破脸，顾着他毕竟是老板的族弟这层关系。但不知为什么，周先生好像就是看她不顺眼，偏要隔三岔五找些事来跟她过不去，还口口声声怪着“是阮小姐你自己办事没有计划性”。阮琳在财务部里完全没有办法同他讲道理，一气之下，干脆说：“那好，我们找老板说去——不要给底下人当做笑柄，在这里争没有意义。”讲完摔门而去。

周先生哪里是示弱的主，马上跟出。

周富益正在办公室里研究一份新的市场报告：香港那边的成衣价那么高，而这里的加工业已成气候，完全可以引进几个高端品牌，专门做两地的成衣定制销售啊……一个新的计划在他头脑里渐渐成型，他很满意地往靠背上缩了缩。

阮琳敲门进来，见他正闭目思考，便没说什么，随后周先生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了。见他没有敲门，先是不喜，只是碍着面子，加之阮琳在旁，也不好说什么，心里想：“跟他说过好多回了，敲门这种事都总不记得，不知道搞什么飞机？”又见他一副愤懑的面孔，便先问他：“什么事，安平？”

周先生噼里啪啦地说了一通，无非是阮琳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倒也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个大概，最后不忘补充一句：“阮小姐是负责进出口部的，她事先不做好计划表上报，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个事？事到临头才找我，我家里又不通电话，她又不是不知道。”想想还加上一句，“再说，财务的事，有财务的流程，她没权利插手。”

阮琳没接话，因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周富益已经十分清楚。她等着决断。

“安平，这事我知道了，幸好没出什么大乱子，就算了。”没头没脑的话，周富益居然是一副和稀泥的态度。

“不是的，大哥，是阮小姐的错，她做事情计划不周，而且越权。”周先生首先十分激昂。

阮琳一愣，马上也表示了异议：“老板，这件事是周先生的失职，这段时间这么忙，所有人都知道，他应该考虑推迟休假才对。而且他如果休假，为什么没有提前做业务授权？”

“大哥，我回去扫墓怎么推迟？阮小姐你没有权利管我的事！”周先生的嗓门拔高了起来。

“行了，都别说了。”周富益的脸色开始沉下来，“安平，在公司的时候，你必须叫我老板或者周总。”他先教训了周先生一句，然后转过来对阮琳说：“阮小姐，这件事你也有错。你早点报计划，不就没事了？”

阮琳听他的口气是明显偏袒，一副责任均分的语气，甚至自己的不是还多些，不禁气极，“老板，但这件事的确是周先生的失职，他完全没有了解到这张单的重要性，这单是我很辛苦才抢回来的，抢的就是时间。周先生离开公司去休假前，我提前告诉过他，马上会有一张单过来，那个时候合同还没有签，我也不知道该申请的具体金额，他说那么就等单子过来了再说。单子是星期五晚上过来的，可周先生根本没有等，下班就走了，然后周六他就回家了，事先并没有再问过我一声。我认为，这件事情上我完全没有责任。”

她的口气理直气壮：不就是老板的族弟嘛，公司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再亲的关系也抬不过一个“理”字。

“你乱讲，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是回来后才听说的。你拿出证据来——”周先生急了，气急败坏的口吻。

“我拿什么证据？你敢说你事先不知道？”阮琳没料到周先生会耍赖，“周先生，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认是吧？那以后我跟你谈话，是不是要先录个音？还是先让办公室过来做个记录？”她轻蔑地问。

周先生的脸一阵红，“你拿不出证据，你凭什么推给我？你部门上报的计划表上没有计划，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

周富益气得一拍桌子：“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我说过算了就是算了，我说的话还要重复第二遍吗？安平，你出去。”

于是周先生住了嘴，一声不吭地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