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拐点

“打破樊笼飞彩凤，脱开铁索走蛟龙”。共和国经历了那段极不平凡的动荡以后，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

为了尽快实现教育阵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改变招生工作中那套“极左”的做法，通过严格的考试把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大学中来。教育部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召开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召集由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教育部重新制定的招生工作意见，于十月五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十月二十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从此结束了推荐入学的历史，恢复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这对于全国广大知青来说不啻是一股久违的春风，无疑给我们这代人命运的航船撑起了一道风帆。邓小平成了我们这代人心宇中最明亮的一颗星，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着澎湃的狂澜。

我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做一次最后的拼搏。可转念一想，这次政策执行起来会不会像一九七三年那样，还有些字面上读不出来的“说法”呢？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阴差阳错”和“擦肩而过”，让我实在有些多疑了，以致当幸运来临时自己竟仍然不敢完全相信。

十月二十一日那天，我从场部找到头一天的《人民日报》，看到了国务院《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实施细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读起来：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符合报考条件均可报考。可当我看到后面写到的一般“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的字样时，我的心又“唰”地一下子凉了——又完了，我已经三十二岁了。看起来中央是把1966年下乡知青作为起始年龄来考虑的。

我内心十分懊恼，责怪命运对自己为何如此不公平。世人为什么忘记了在“文革”前下乡插队的这些为数甚少但社会影响却不小的老知青呢？当年他们可是一批思想进步、学业优秀有理想有追求的莘莘学子啊！难道这些人就不该具备这种资格，如今又要抱憾终生吗？政策对我们是否可以有些灵活性呢？

我历数着大千世界的范范人寰，至今仍在不停地寻觅着的那个闪烁着希望的光点。今天我看到了，然而却可望而不可及。在那座属于我的低矮的茅草屋里，压根儿就难以栖居下我那太多的思绪。今天又让我心中不能不生出一种莫名的哀怨。

一直在找机会为我解脱的老书记看出了我的苦恼，打算破例为我造一次假——替我瞒两岁，支持我奋力一搏。

在总支委员会上，有人为他的想法担心。可是老书记却说：“没关系！就是有人捅上去我也不怕。我给国家输送的是被‘文革’耽误的人才，这对国家是有利的，难道还算什么错误吗？

“再说了，招生条件里说的是年龄‘一般’不超过三十岁，这就是说有的特殊情况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正是老书记这次善意的造假，才使我登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班车，使我有机会在已经上演了三十二年的人生舞台上重新选择。

爱因斯坦说过：“人生是一种冒险，没有什么科学方法来证明一种理想是对的，而其它各种全是错的。因此，人不在于确定什么永恒的理想，而是要不断地冒险和追求，去尝试新的可能和获得新的价值。”

是的，我的重新选择，是合乎时代潮流的选择。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芳”。没想到的是，她的态度十分明确，还像是开导我似的给我打气说：“你本来就是念书的材料，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来了出头之日，你就赶快准备吧，家里的事有我撑着，你就别操心了。”

我的心中一阵欣喜。可转念又一想，我真的要是一走四年，这个五口之家就全靠她了。除了照顾孩子之外，还要饲养那些猪鹅鸡鸭，冬天，还要到那溜光的井沿儿上去打水，冒着脚下打滑的危险，还要摇那冰凉死沉的辘轳把，我的心不由得又替她担心起来。我不在家她真的能行吗？

她十分理解我的复杂心情，像是安慰又像是刺激的对我说：“你跟我不一样，念了那么多年书，遭了这么多年的罪。现在机会来了，又前怕狼后怕虎的，你就不怕将来后悔吗?”

吃饭的时候，她又用不冷不热但充满自信的口气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是没看见，你成天“长”在学校里，家里的事儿你操啥心了？再说了，世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我就不信你不在家我们娘儿几个就过不了日子。”

我听了这些话倒觉得是她动员起我来了。结婚九年了，我仿佛今天才发现她那种敢于承受生活重压的心魄。跟我生活了多年的“小芳”，原来竟是一位目光远大的女性。回想起平日里她那顽强的生活信念和勤劳聪慧的天性，我终于下定了报考的决心。

那天晚上，孩子们都睡着了，我在她身边逗趣儿地问她：“你就不怕我这只飞出去的鸟再不飞回来吗？”

想不到她竟异常平静地说道：“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不是我的，留也留不住。外面的世界大着呢，回来不回来由你，我可不能让你为了我委屈一辈子。”

她的回答不卑不亢，充满着信赖和憧憬，也体现着某种付出与牺牲。我从心里感谢命运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位通情达理、勤劳睿智的妻子。她虽然呼吸着山野的空气、喝着山村的井水长大，却从肌肤到心灵都透着那种令人温馨的芳香和美丽……

几天以后，左邻右舍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她们一个个无不替她担心起来。好几个跟她要好的姐妹儿都来劝她说：“这事儿啊，你可得想好啊！人家一走好几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那个外号叫“张快嘴儿”的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你可别犯傻了，人家念完大学还能回咱这穷地方来呀？在大城市里人家找啥样儿的媳妇找不着？你就不怕把你扔下在家里守活寡？”

这女人总是快言快语，再好的话从她嘴里一出来就有股怪味儿。

“小芳”也开玩笑地回答她：“你一会儿去问问他，看他长没长那个胆儿！”一句话说得屋子里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张快嘴儿”紧接着又煞有介事地说道：“人这玩意儿，说变就变哪，那种胆儿啊，现长都赶趟儿！”小屋里又响起一阵女人们尖利的笑声。

“小芳”说：“这种事儿啊，能拴住他心的，不拴也牢靠，拴不住他心的，硬栓也没用。就凭他自己的良心吧！”

去报名那天，总场政工干部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替我隐瞒了两岁，这让我大有“做贼心虚”之感。特意把本来不长的头发又剪了一遍，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尽量让自己显得“年轻”，免得让人家生出怀疑来。

填报志愿时，我又开始想入非非了，当年我迷恋的那个“当医生”的理想又抬头了。于是未加多想就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我认为自己还是明智一些为好，才没敢填报当年我理想中的“北京医学院”，因为时空已跨越了十三个动荡的春秋，“行情”如何，已经无法推测了。

原来，那年的招生对于“老三届”这批大龄考生也是另有政策的。

工作人员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我惊愕了一下，心中闪过一丝失落。但马上又定下神来，师范就师范，只要让我报考就行。我唯恐再磨叽一会儿，连这个报考的机会也磨叽没了。于是我又花一元钱，重新填了一份报考志愿表。

直到半个月以后拿到了那张庄严的“准考证”，我的心才算落了底。

初试那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连一点儿风丝儿也没有。场部套了两挂大马车，由付老板子和刘老板子把全场二十多个报考的知青送到了离场部二十多里地的松花江中学考点。

庄严的考场里气氛是凝重的，而环境却是破烂不堪的。考场中央支着一个铁炉子，墙角里堆了一堆豆桔和苞米瓤子，负责监考的考务人员早就把炉火生好了。不过，由于戗风，时不时地有浓烟从炉子里往外鼓，呛得考生们一个劲儿地咳嗽，然而却没一个人说什么，一个个都在埋头成就着自己的大事，哪有心思顾及这点小事！

当我答完了卷子重新复查的时候，才感觉手指有些僵硬。原来炉子里的火不知啥时候已经灭了。大概每个考场准备烧炉子的豆秸、苞米瓤子都是有限的吧，这时考场里的温度已经下降到十几度。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四周，发现其它考生尽管还没答完卷儿，也都忍不住把两手放在嘴边哈一下，或是把两只手绰在袖子里捂一捂。

初试一结束我心里就有了数。没等到发榜，就开始暗地里到处借书，默默地做参加复试的准备了。

二十多天之后，听说县里公布了初试录取名单。我得到消息后，心情激动而又紧张。颠颠簸簸地蹬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到了县文卫大院儿。我挤进了黑压压的人群里，屏住呼吸，睁大眼睛在那张有两丈多长的醒目的大红榜上寻找着我的名字。啊！还好，我没费多大功夫就看见了我的名字。

后来听说这次全省录取的人数仅仅是参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五。我庆幸自己在“文革”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初试的成功，又激起我对高中时代那些老师们无限的敬意和感激。他们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十三年后的考场上，仍能向祖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这里浸透着老师们多少心血和汗水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