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字”的干部

大学停止招生以后，随着大城市从农村推荐招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政策的出台，使那些在村上或公社里当干部的人们，或者是与他们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们，实现了让自己的子女逃出庄稼院儿的梦想。性情敦厚、思想封闭又缺少文化的农民，只能望着人家的孩子一个个从农村走出去，而自己的孩子却只能老老实实在家种地。他们那时还没听说过什么“不正之风”、“以权谋私”之类的话，内心宽容地把现实理解为“厨房有人好吃饭”和“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自古有之。

推荐上学的结果，让农村手握实权的干部们争抢着把他们“根红苗正”的子女推荐到了大、中专院校去读书，或是推荐到大城市的工厂里去当工人。他们要让自己的孩子长成一条“龙”，说啥也不能窝在农村成为一条“虫”。于是权力成了大大小小当权者以权谋私的魔杖。

下乡知青在农村没有根基，没有亲属，更没有“关系”，在推荐上学的道路上，对我们，尤其是家庭有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亮起的总是红灯。各种政策、文件首先被当权者掌握，推荐下乡插队知青上学的名额基本上都被他们“根儿红苗正”的子女或者与他们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年轻人以“回乡知青”的名义悄无声响而又合理合法地地顶替了。然而由于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的原因，闹出来的不少笑话却流传于世，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如今听起来还让人啼笑皆非。

某公社曾推荐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队长上大学，到县里填志愿表的时侯，竟然把“政治面貌”理解成了两层意思，于是在“政治面貌”这一栏里，填上了“党员、长脸儿”几个字。

还有湖北的一所学校在对推荐上来的学员进行摸底考试时，出了一道化学题——水的成分是什么？结果有学员竟然在试卷上写道：“此题印错了。人是有成分的，如贫农、中农和地主、富农，水怎么会有成分呢？”

某所学校还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位老师在走廊无意间听见了几个学员在争论到底是“二分之一大还是四分之一大”的问题，心里不免感到好笑。于是他就在自己的班级里也问了几个同学。结果，好几个同学也毫不怀疑地认为“当然是四分之一大了，这还用说？”

……

这几件事虽属个别，但“窥一点可见一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连这种文化基础的人也能被推荐到大学去“深造”。

看着这些被推荐到大学去的干部子女们寒、署假一个个回到家乡时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们心里酸溜溜的。难道我们这些知青在大学里放弃的位置，就该由他们这些人去填补空白吗？难道在社会学里也有化学中的“置换反应”吗？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苦苦地在这里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奋斗着，可原本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这些年轻人，却依仗着父辈的权势急不可待地逃离家乡，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就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似的，这到底是什么逻辑？我的思想开始失衡了。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旋，接踵而来的种种矛盾，更让我们每个知青感到迷惑不解。

一九七三年夏天，麦收假期刚刚结束。开学一上班，学校收发员就把十多天来积压的报纸送到了办公室。我已经好多天没有看报了，也听不到收音机，简直就像与世隔绝了一样。这时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这些过时的报纸。突然，一则关于推荐上学的消息跃入我的眼帘。报名条件中指出：“……或有八年以上实践经验者均可报考。”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从头至尾细细地看了一遍，果然没错。于是，那天我破例请假提前下班，骑车回到已经名存实亡的青年点儿上。从一个个两口之家里找到了我们那几个知青，他们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一个个激动得直拍大腿，我们一直商量到小半夜。

我跟张忠杰、刘春玉等几个知青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到县里去问个清楚。可是下了半宿的大雨，直到第二天早晨天也没放晴。等到雨过天晴再去吗？不行，不能再等了，就是下刀子也要去。

我们冒雨赶了二十多里路，来到了巴彦县文教科。那位王书记知道我们是哈市知青，又是专为报考的事来的，于是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还亲手搬来了几把椅子让我们坐下。接着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向他问起了这次报名的条件，并强调“具有八年以上实践经验”这一条我们是具备的。

这时王书记掐灭了手里那根尚未燃尽的香烟，不无遗憾地“唉”了一声说：“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啊！这‘具有八年以上实践经验’是有所指的呀！比如说全国劳动模范苏广铭啦，全省农业学大寨标兵宋彬啦……”

我们不理解，据理力争。因为我们从报纸上无论如何也读不出他所说的这层含义。我们的争辩使他难以自圆其说。于是王书记灵机一动，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儿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找一个专门‘研究文字’的，让他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不一会儿，他把那位姓孙的“研究文字”的干部领了进来。那位干部听完我们对报纸上的报考条件的理解之后，故作深沉地思考了一下之后，便皱着眉头说道：“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们下乡插队虽然已经九年了，但那是‘生活经验’，或者说是‘社会经验’，不能算是‘实践经验’，所以……”

“研究文字”的干部这种十分荒唐的解释真让我们啼笑皆非，无法接受而又无能为力。早在一九六六年的开春儿，根据省里的文件精神，我就曾以“具备了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的身份被推荐“政治保送”上大学，可是由于“文革”爆发而夭折。如今又过了七年，怎么反而又不算“实践经验”了呢？

这位“研究文字”的干部面对我们的质疑无言以对，我断定他说话时是心虚的。此时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奇特，嘴里叼着的那支烟颤抖着，烟雾熏到了他的右眼上，于是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半咧着嘴说笑不像笑，说哭不像哭的。我猜想他们大概都心照不宣地掩盖着一个事实，出于对领导的保护才违心地编造出这些奇谈怪论来。不然，“研究文字”的干部怎么会做出如此滑稽的解释来？

他一时语塞，反而让我从心里对他生出一点可怜来。

我们怀着内心的不平，从文教科一出来就直奔了邮电局。几经周折，才给松花江地区“招生办”挂通了长途电话。得到的答复是：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报考师范类院校。可是，师范类的报名工作在一周前就已经结束了。”

听了这种结果，我们几个都像撒了气的皮球。来时一路上那种被希望燃起的兴奋此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次考试已经开始“革命化”了，以“推荐”为主，考试成绩只是做参考。“推荐”给大权在握的官员们以权谋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县里压根儿就没有把我们这些出身复杂的知青考虑在推荐范围之内。后来我们还听说，当权者们在名额的分配上也发生过权利的搏弈和利益的平衡。

我们几个知青颓丧地坐在县里一家小酒馆儿里，点了几道菜，喝了一斤多老白干儿，山南海北、气急败坏地胡侃了一大阵。谈话间当然忘不了把那位“研究文字”的干部那套滑稽的解释当作笑料，就着酒菜一块儿咽进肚里，再经过消化系统排泄出去。

几杯酒进肚，沉重的心情像是从深渊里轻轻地漂浮起来了，升腾着进入了一种昏昏然的境界里，那种兴奋被粉碎的痛楚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

酒真是个好东西，它能让人忘记苦恼和忧虑，不知烦恼地混日子。

由于我们刚才吃饭时都怀着郁闷和气愤的心情，加上早已消化惯了苞米馇子、小米饭的胃肠，所以回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感到肚子不大舒服，一路上好几次到路边的苞米地里去解手。

也难怪，那时我们的胃口早已经不起酒肉的宠爱了。

人活在世上，几乎相同的岁月沧桑，却会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不同的痕迹；就像一块砖，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所显示的身价也不一样。有些人本来很平常，毫无超人之处，但是历史、社会或其它因素给了他机会，然而他自己却真的自命不凡起来。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则相反，他们生活得平平淡淡，甚至很不理想，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本该如此。他们默默地奉献着，悄悄地耕耘着，可由于他们没有名声和地位，就像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无人理会，无人知晓。这完全都是“政治”这个怪物制造的把戏。当它需要你、宠爱你的时候，无论你怎样平凡也会让你变得伟大起来，而它要冷落你的时候，则又毫不客气地把你冷缩为平庸、卑微和渺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