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实际是纪录片，后期工作同样不多, 因为没有敏-感内容, 也顺利拿到龙标了。

最后，在兰生的要求之下, 《一天》登录全国艺联的日子被定在了2016年的元宵节, 2月22号。这是艺联专线电影, 只做艺联专线发行。

从除夕开始, 对《一天》的宣传在各大媒介上便流传开来, 比如：

【xx网2月8日电（记者王十四）据悉, 谢兰生的新作《一天》将在艺联专线上映，《一天》也是首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的国产电影。

《一天》片长两个小时, 记录了8个人无论如何不愿忘却的“一天”。谢兰生对xx网说，在收集素材的阶段他曾几次流下眼泪……

在回答为什么选择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时候, 谢兰生表示，他希望能通过《一天》为全国艺联宣传推广，这样, 更多无法全国公映的文艺片导演便能取得更多曝光, 获得更高票房，收回成本, 圆电影梦。

全国艺联已于去年在31省落地开花, 已有100家电影院签约加盟，每家影院都会拿出一个影厅，每天至少放映三场文艺电影，每周至少放上10个黄金场……艺联最初的牵头人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但它联合了百老汇电影中心、发行公司华夏电影、最大院线清臣集团，还有圆满电影公司，共同参与这个项目，其中圆满电影公司是谢兰生的电影公司，他在艺联的筹备中贡献了大量精力……】

因为《去岳阳》的热度，新作《一天》颇受关注，不少观众第一次注意到了“全国艺联”。

事实上，艺联早在一年前就被张九川宣告成立了，但知名度并不太高，它上映的6部片子总票房也比较凄惨，因此，大导支持是必要的。

兰生就是这个大导。因为《一天》的宣传，全国艺联被见到了。

谢兰生的内心深处十分期待最终效果。

因为艺联在全中国一共只有100块屏幕，谢兰生的心里清楚每日票房最高108万——假设一天放映三场，平均票价36元，这还必须常常爆满。但是，艺联是走长线放映的，每部电影上映四个月，他的《一天》最终票房也未必会十分凄惨。

如果《一天》结果不错，那就说明文艺电影长线放映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未来的文艺导演就多出了一个选择——可以全国公映，也可以艺联发行。对于目前即使可以全国公映也最多有0.5%的排片、一周的时间的文艺片来说，选择艺联未必不好，更不要提80%根本无法进电影院的文艺片了。

…………

公映日逐渐走近。

这天是2月21号，电影公映的前一天。

可是兰生却并没有忙活《一天》的公映，一大早，他先跟四月份就要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见了个面，用自己两座金熊一座金狮一座银狮的身份讲讲大电影节如何运作，并给对方一些建议。这见面是负责人先提出来的。

“嗯，”某家茶馆的包间里，谢兰生给自己斟茶，说，“我认为，一定要牢牢记住电影节的举办初衷，千万别把吸引眼球当作电影节的最大目的，它应该是电影爱好者们的一个盛会。铺上红毯、邀请明星，这样一个电影节的影响力是不会大的。”

“谢导的意思是……？”

“北京电影节要想跟东京釜山等等竞争，要重视它发掘的世界各国年轻导演，并介绍他们给全世界，甚至可以设立基金，让电影人远赴中国；它要让电影人们可以彼此沟通、交流，现在的北京电影节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让导演们聚会social的场所。还有，我1991到都灵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餐券，这让我了解了当地，喜欢了当地。通过这些，别国导演可以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以后中国电影也能通过‘潜力股’被传播出去。”

“嗯嗯……”对方拿出手机来记。

“还有啊，”谢兰生又道，“电影节是教育当地电影观众的好机会。大家不是堪堪只有大牌明星可以看看，他们还有电影可以看啊。在法国，一个很小的电影节也会组织初高中生们参加影展上的活动，还从中牵线搭桥，让学生采访导演，让大家热爱电影，甚至将来从事电影。”

“嗯嗯嗯……”

“还有，既然叫‘国际电影节’就要有国际化视野。我们要有明确定位，是以柏林为方向，还是以戛纳为方向，还是以威尼斯为方向，抑或是以多伦多为方向？主推什么电影片子？不能只有明星明星，也不能商业片、艺术片一股脑地堆在一起。北京、上海的电影节其实可以区分开来。”“另外，电影节以电影为止，对参展的导演、明星，我们记者经常只问‘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什么’等等，有些尴尬，我还见过志愿者们离开岗位求人签名，很不专业。”

“嗯嗯……”

谢兰生说：“总之，在电影节的明确定位、中外电影彼此交流、对民众的教育、培养，对导演的介绍推广等等本质的东西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有极大的改进空间，不解决这些东西永远无法产生影响力。”

负责人听过以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谢导，我见过了很多导演，您说的是最硬核的。”

“哈哈，能帮忙就好。”

“您是真的……”

“嗯？”

“没事。”负责人刚想起来了一个圈内坊间传闻：人人都爱谢导，见过他的都被他收服了。虽然他在观众当中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说他的片子好也有人说他的片子烂，有人说他正能量也有人说他负能量。

之后，谢兰生又向对方请教了些问题。

其实兰生也想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号。目前，只有西宁那个影展如火如荼越办越好，但谢兰生想办一个电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办，抗议的人还被关押，这次，他在几个偏远省份走了一走、问了一问，其中几个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确表示参展影片必须过审，还说省里可以配合，在电影节举办之前把电影片迅速审审，让电影节如期进行，谢兰生挺无奈的。

他还是觉得审查尺度太紧了。

…………

告别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谢兰生跟电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见了见。

对着川局，他再一次表达出了他对审查的建议：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的人数，增加从业者的人数，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制片、影评人、策展人、记者，也包括文化社会学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甚至可以参考欧美，还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带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说，削减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业自治的成分，同时促进审查人员的年轻化、“无罪化”，别总是秋后算账，“谁给过了就等于谁犯错了，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之下，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争取更多行业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还是觉得现今标准太严太严了。打个比方，商业片中“负-面现象”必须已经被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了，“当下问题”不被正视。第二位拿“欧洲三大”的大导曾呼吁分级，电影局则回复他说“电影全部代表中国”，可问题是，中国就是这样复杂呀，因为复杂，才立体，才勾人。

经常有人说导演们“摄制烂片还怨审查”“怎么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兰生觉得十分无语。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总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这个题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那个题材，百花争鸣。“a擅长拍某个题材，那bcde都应该擅长拍同个题材，他们要是拍不出来他们就是破烂导演”的逻辑完全是狗屁。

…………

到下午，谢兰生跟电影学院一个领导又聊了聊，同时还有加州大学的一个终身教授，研究娱乐法的。

谢兰生想说，如果审查必须存在，那它未来发展方向该是“人治”变少，“法治”变多，可是，中国娱乐法、电影法这个领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没有，相关规定一片混乱，娱乐产业市场规模、法制建设并不匹配。美国娱乐法、电影法的研究则十分活跃，加州大学法学专业一直包含相关课程，也提供硕博学位，于是，谢兰生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提了一嘴，政法大学、电影学院是不是能开设课程，培养人才，从法制的那条路来推动审查的前进，比如，完善电影公司行政诉讼的流程。

中国2004年就开始草拟《电影产业促进法》，也是“文化产业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据说，其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问题悬而不决，到现在也没出来[注]。

他们几人想谈甚欢。看的出来，电影学院那个领导对增设“法学”也觉新鲜。目前，电影产业的投融资、版权保护等也要律师。

再出来，谢兰生跟那个教授自然而然地继续聊。

“分级目前并不现实，准备工作是很多的。”那个教授说，“首先，如果电影施行分级，各电影院如何保证少年儿童无法进去？能全做到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行力度一直很软。这个部分不做推进电影分级无法实施。”“第二，目前中国电影盗版依然横行，十分猖獗，这个问题不解决掉电影分级还是不现实。第三……”

“嗯，对，还有市场以及观众。”谢兰生说，“遥远将来审查、分级比较可能双管齐下。审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级负责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个官方控制，一个民间控制，这样不少内容就能上了。不过，中国电影没好莱坞几十年的成熟机制，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出品10部保证不亏，可咱们……现在，如果审查的基础上再加分级等等东西，每部电影市场更小，电影公司盈利更难。准备工作也包括这些。”

“是……”

兰生其实并不认为电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观地认识到一件事情：它始终在政治当中，无法挣脱，艰难求生。

美英法等没有审查，可是人们可以发现，虽然它们没有外部审查，却有内部审查，或者说市场审查、自我审查。

以美国为例。1900年左右镍币影院天天播放yh电影，针对下层美国观众，于是1908年圣诞期间纽约市长关停影院，随后，《一个国家的诞生》被一半的州强制禁映，整个邦统一标准在这时候提上日程。同时，yh电影横行市场，美国的反电影势力十分广泛十分强大，而制片厂迫切需要一个和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袖善舞的威尔·海斯成立了“海斯办公室”，他帮片商与政府等进行周旋争取上映，并出台了个《海斯法典》，规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讨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电影派。好莱坞八大制片厂联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为八大制片厂垄断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从，也就是说，“行业自律”是强制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八大”剥离旗下影院，对《海斯法典》的反抗为成为了一个可能。而后，1953年《奇迹》胜诉，1960年，电视冲击电影行业，好莱坞的工业体系为了生存迸发能量，把“新价值”带进电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电影资源分级制度》正式实施。可随后，大制片厂一直包揽好莱坞的电影大片，自由主义与美国梦等“新价值”约定俗成，行业、市场无比默契，“反叛电影”观众极少。所以，这能叫作完全自由吗？谢兰生也不大清楚。

总之，目前来看，比较现实的做法，一个是在审查委员会争取到更多席位，实现更多行业自治，一个是法律框架内规范化整个流程，实现更多法治管理，第三个是在各方面为审查+分级双管齐下做些准备，最后一个是，等时机到了，就全面推动审查转为分级，虽然似乎十分缥缈。

在分手前，谢兰生跟对方教授又说到了资本问题。

他们两人全都认为成熟机制是必要的。好莱坞的“电影预算=预售金额x3”“投资银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个个投，吃市场不吃项目，因为最后总是赚20%”“保险负责超支部分”等等模式并不可行，因为那是独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莱坞。不过，中国市场目前这些“对赌协议”“保底发行”让电影公司确确实实心急火燎狗急跳墙……

再告别是六点钟了。

兰生接到莘野电话。对方带着磁的声音透过听筒又传过来：“还不回来？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谢兰生笑，“这就回了。”

这一天，跟电影节的负责人谈，跟电影局的副局长谈，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谈，跟电影发的教授谈，谢兰生竟不觉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来了：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