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某种学科的公共课教材一共出版过00余种，但它依然是“单数”而非“复数”。目前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也有几十种之多，但真正有新意者寡，其中不少还是“职称著作”、“博士点著作”(专门为晋升职称、申报博士点而出版的)。

这里所谓的“复数”是指: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理论框架与范例文本而精心创造的成果。学术立场虽然与政治立场、伦理立场有关，但又与其存有本质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可能对“文学”有不同的看法，只要这种看法能够自成一家之言，又能“吾道一以贯之”，就可以独创体系。比如，我完全可以是一位“形式主义者”，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思考文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对于文学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表现这种内容的方式;甚至认为，离开了形式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形式创造了内容，因而创造了文学。在西方，有关文学的看法千差万别;但在中国?，无论怎样的千变万化，最后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的意识形态。这话固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所有的文学理论体系都立足于这个基本假定之上，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显然是不正常的。

不同的学者还可以拥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可以用经济基础-上层建构的模型研究五花八门的文学问题，可以运用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模型探讨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开创属于自己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我们当然不必作茧自缚般地局限在这些来自西方的模型之中，通过解读中国古代文论，进而确立属于自己的理论模型(如“理”-意-文，物-意-文的理论模型)，也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第四，文学理论应该是“变数”(variable)，而不应该是“常数”(constant)。

文学是日新月异的，甚至是一日千里的，理论也不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理相信人人都懂，但理论的更新速度实在太慢。落实到教材的编写上(教材是保留、传播既有研究成果最为有效的手段)，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五，摆脱黑格尔主义的陷阱，去除其幻觉，乃当务之急。

比如一说到文学理论研究，就要寻找什么“逻辑起点”、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主张有坚实的理论立场，而不主张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许多理论体系并没有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却照样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例，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为精神分析理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就在于它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无意识领域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此举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掩藏着以本能、欲望(“力比多”)为核心的无意识。在信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朴素实在论者看来，这个基础是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无意识，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无法用尺子量，无法用磅秤称。但这并不影响精神分析学说大行其道，虽然它既没有科学的实证性?，也没有哲学的思辨性，仿佛在讲故事，仿佛在说闲话，要命的是，却与我们的生活体验、感受大体相通……

一个学科的成立，与其“理论基础”是否“坚实”无关。关键在于，这个“理论基础”是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是否具有“延展性”。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应该抛弃的“迷思”(Myth)。社会科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它不需要像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那样，一味执著于寻求毫无异议的“公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寻求一个毫无异议的“公理”，难于登天。或许，“异议性”是社会科学的根本之所在。之所以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因为自然科学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烈，二是因为我们受一个隐喻的制约而不自知。这个隐喻便是“理论大厦”——仿佛理论必须成为“大厦”才有出息。既然是大厦，自然要有“基础”，而且还必须是“坚实的基础”，否则“大厦将倾”，谁来负责?“理论基础”固然如此，“逻辑起点”之类的陈词滥调又何尝例外?

第六，应该把“理论”的功能与“教学”的功能分离开来。

“理论研究”与“实际教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这两种功能面对的“对象”不同。前者面对的“理想受众”是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同行，目的在于与其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后者面对的“理想受众”是与自己水平相去甚远的学生，目的在于向其传授基本的文学知识。

正如陈平原所言，“论文不是教科书”。他认为，许多学者把教科书当成写作的范本，把教学当成研究的楷模。教学的特点是一二三四、ABCD地罗列，以期把观点铺陈在一个平面上;研究的特点是“单刀赴会”，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比如，告诉你杜甫诗有四个特点，一、二、三、四，中国农民战争有五大特征，一、二、三、四、五，这是平面罗列，不必深入研究，这是教科书。论文是找到一个问题，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说形象点，做学术论文，研究要单刀直入，切忌贪多求全，四面开花。”[]这虽然是就博士论文的选题、写作而言的，对一般的理论研究也不乏启示性意义。

研究不是教学，教学亦非研究，但现在的情形是，两者浑然不分，研究的教学化倾向尤其严重。长期在高校教学的业内人士更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他对自己面对的“理想受众”要么是浑然不知，要么一律将其定位为自己的学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