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听村里人说，我是死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又活过来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捡来的，所以命贱。

我和陈正元是双胞胎兄弟，就因为我早出生一分钟，我就成了哥哥。

很小的时候还好，我父母还挺疼我的。他们有好吃好喝的都是先给我，我们两个同时哭了饿了，母亲总是先哄我，喂我。

但是上学之后，一切都变了。

我不喜欢念书，拿起书本我就犯困，一学期下来，期末我只考了二十分。

我成绩差，而且生来比较调皮，上课听不进去的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找乐子。我拉前面女孩子的头发，用教踹她们的桌子，在她们的衣服上贴小纸张、画画等等。

这下好了，女同学经常哭哭啼啼地到老师那儿打小报告，老师呢？就三天两头的往我的家里跑，向我的父母告状。

可我的弟弟陈正元呢？学习特别认真，每次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他脾气好，人缘也特别好，经常帮助同学，老师同学都喜欢他，他每年都是三好学生，优秀干部。

这一对比，父母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嫌弃我了。

从最初的时不时的骂我，到后来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手上抓着什么就把什么往我身上砸，再后来，我一犯错，他们就抓住我，把我绑在树干上，往死命里打。

开始的时候，我会求饶，认错，到后来，能跑就跑，跑不了我就咬着牙让他们打，心里默念着，“打吧，打吧，老子不疼。”

我弟弟对我其实挺好的，在我父亲打我的时候，他经常抱住父亲，哭着求他别打了，有的时候他还替我扛雷。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的父母和村里人不相信坏事会是我弟弟干的。也确实，他那样子哪像是一个会做坏事的人。所以他们照样抓住我，打我。

记得有一次，我们村里的狗蛋老婆要生娃了，我知道他们家二楼有一个大缸，缸里酿着做月子喝的红酒。那时候的农村，习惯自己酿酒。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爬上他家对面的大树，用弹弓把他的缸给打破了，红酒流了一地，滴到一楼。最糟糕的是，他老婆的月子没酒喝了。

气急败坏的狗蛋猜到是我干的，他到处找我，后来我被他抓住了，他把我拉到我的父母面前。

我弟弟陈正元刚好上学回来，看到我又被别人扯住了，知道我又做什么坏事了又要挨打了，他一把把我拉过去，挡在我的面前。

“是，是我干的。”他憋红了脸，说。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了吗？你会爬树？”狗蛋摇了摇头，扯着嗓子吼道，“你会用弹弓？”

“我，我知道，我，我会。”根本不明白事情原委的陈正元结结巴巴的说。

我父亲恶狠狠的看了我一眼，一把推开我的弟弟，三两下的，把我绑了起来，抄起门口的竹扫把，劈头盖脸的把我一顿狠揍。

我的父亲每打一次，我的叛逆的心就增加一点，到了十四五岁，我就完全自暴自弃，放任自己了。

我打架斗殴，拦路抢劫学生，恐吓过路的女孩子。

总之，怎么开心我就怎么做，喜欢去哪就去哪。

“哥，去念书吧！我教你，好不好？”陈正元经常苦口婆心的劝我。

可是，我的心已经野了，我无法静静的坐着做一件事情，我受不了那种被约束的日子，我成了一匹拴不住的野马。

到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国家开始实行身份证制度了。

我知道我父母根本没有给我报户口，反正我是一个黑人，不被承认的死人。

那时候审查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我就托朋友，随便开了个证明，到派出所报了个贾真的名字，做了张身份证。

反正，我的父母不承认我，我姓什么也无所谓，就这么着，我顶着贾真这个名字生活了将近三十年。

贾真，假假真真，我不知道自己是陈正广还是贾真，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听着陈正广的叙述，郑晓的心口一阵阵的酸楚，看着似乎对一切都已经满不在乎的，但是言语中不停出现的“反正，反正。”的字眼又明显地透露出他的一种深深的绝望和痛苦。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渴望像弟弟陈正元一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以陈正广的名字堂堂正正的出现在户口簿上，可是，没有。

黑户口的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是个被遗弃的人，他自暴自弃，放任自己，再加上父母的教育手段不当，导致了一个贾真的出现。

“你的弟弟陈正元念高中时，你去过他的学校吗？”郑晓直视着陈正广，问道。

“啊？”陈正广抬起头，“学校？”

“是的，谈谈吧！”郑晓点了点桌子上的纸张。

“反正无所谓了，你们也许也都掌握了，我就告诉你们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