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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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还是想回到《我的N种生活》上来,郜元宝先生在评价你的这部小说的时候用到"忏悔"、"自剖"两个词,我也觉得你的这部长篇首先是自我剖视,有的时候近乎苛酷,同时还有忏悔的意味在里面,你觉得你自己是有罪的吗?

葛红兵: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忏悔的问题了,忏悔是非常个人性的东西,不大可以谈。但是我也可以说,――这要看在什么意义上用"罪"这个词。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无"罪"的,身体和灵魂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过去我们不敢承认这一点,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们,只是一味地抹煞它们;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又都是有罪的,我们大多数时候是活在和真理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有勇气和力量意识到这种罪并为此而忏悔,是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前提,在这方面我欣赏奥古斯丁,他是真正的圣人,说他是圣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罪,而是说他有力量剖视自己,有力量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为此而忏悔。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这种力量,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欠缺,也许这种欠缺与生俱来,无法更改,但是意识到它和不意识到它是不一样的,前者让你更自觉。

记者:你是说让你精神上更自由吧?

葛红兵:是的。有的时候我很绝望,觉得上天给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些疆域是我永远无法抵达的,在天的真理,我如何才能目睹它,用我的思维去亲近它呢?这样问,让自己难受,有的时候我想我连"自我"这个疆域都无法抵达,但是,尽管绝望,我毕竟是意识到了――那儿有个真理,在那里,不是没有的――这就是自由和自觉,这支撑了我的生活。在人生道路上,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后来又和他们分离,遇见了很多事,后来又把它们忘记,使用了很多的物,后来又把它们丢弃,这些来到的和离去的都不是没有来由的,写《我的N种生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好好地清理这些已经分离、忘记、丢掉的,我要让它们重新活转过来。

记者:没有看你的小说的时候,我想,一个0岁刚刚出头的人写自传(葛红兵插话:"自传体小说。")是不是太过分了,他的生活有那么大的含量吗?看了你的小说,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写自传,生活的含量是一回事,能在生活中提取多少则是另一回事,我非常佩服你的敏锐,你不仅能在起伏跌宕中描画生活的外在丰富性,你还能在近乎无事中体验到生活的内在丰富性,而且那么细腻真切,没想到你经历的那么曲折,有些部分让人感动得想落泪。

葛红兵:我来自底层,来自中国最穷苦的角落,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什么是苦难,这是生活的赐予,现在,我终于能把它写出来了,这也是生活的赐予。我想它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它是这一代人的。

001年11月

和信念一起飞扬

——葛红兵答山东经济太记者问

记者:一听你的名字——红兵,就知道你是文革的产物。

葛:生我的时候,正好是1968年,我父亲以为一个非常热烈的时代就要来了,希望用他自己的孩子来纪念这个时代,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葛红兵,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给我的暗示很重要,就是信念,是一种精神,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一直用父亲给我的这个名子,并且终身会用这个名字。

记者:68年这一代人,被叫做"红色时代的遗民",虽然有文革那样一个成长的背景,但是等到长大要去读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你觉得这一代人,他们在精神特质上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葛: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举着小旗游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对我有启蒙意义的是什么呢?第一年,我们游行"打倒邓小平",第二年,我们游行庆祝邓小平复出,这种记忆对我影响非常大。

记者:我在进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把语文课本发下来,然后突然又收回去,很多的地方就用毛笔沾着黑墨水把一句话一句话涂掉,掩盖掉,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说明那个年代的动荡,变化是非常剧烈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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