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就已经注定了，我们会死，谁也逃避不了。我们所能

做的就是在死亡到来之前紧紧地拥抱自己，把它拖得紧

些，再紧些，直到深深的嵌入它的内部。古希腊人恐惧

于肉体的易逝，索性抛弃了肉体，但我不，我热爱这肉

体，即使它像风平的纸一样易碎。我热爱它内部涌动的

血液，热爱它表面柔软的温度，热爱古青春的激情，如

果可能，我愿意永远地居住在这样的肉体里。

然而，它正在消逝，而且～去不回。有的时候，我

企盼自己的语言，它能再造青春的感觉，能让消逝的东

西再走回来。可是，语言就是这样徒劳，再美的语言也

不能将它挽回。

甚至我们的语言，也会被它带走，带向沉默。谁能

想象，我们的肉体会离开，而我们的语言却会在这个世

界上永存。

现在，我感到很冷，我要和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

身体一起回家，让我捡起地上的衣服，将它们包裹起来，

让我轻轻地将它们掖好，让我不要惊动它们。这样我们

就可以安全地回家了。

三十一、跋

这是一个人的语言？如何才能离开这一个人的语言？

新世纪中国文坛："葛红兵现象"

孙国亮

如果说葛红兵在000年"走红"文坛是因了"悼词风波"而被冠以"另类酷评家"之名，多少有些剑走偏锋，淹没了他的批评实绩的话，那么001年的葛红兵足以让怀疑和指责他"意欲何为"的所谓文人君子闭上聒噪的嘴巴。近年，出版两部学术批评文集，四部随笔集，四部长篇小说的成绩，开文坛内外，闻所未闻之先河，此现象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教授作家

教授在中国的历史还不长。遥想教授当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派，都极有个性，透出一股"士"气，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坚，文化的承传者，不仅具有精湛的专业知识，而且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为社会正义鼓与呼。教授为文抒怀呐喊，显示了良好的文化水准和自由的精神状态。

然而，在推崇"量化"的"新科举时代"，教授在书斋里被机械地批量生产。固守书斋，只读圣贤，再难有展示个性的声音了。学术与文学在潜移默化的禁锢中被人为地生生撕裂。教授与作家也形同陌路，甚至出现名作家受聘作教授为人所不解的怪事，我们是该好好反思了。今日校园生活犹如按部就班的生产流水线，每个人都被打磨，消耗，锻造，虽然心中存有难以抑制的反抗情绪，但到头来却仍是随波逐流，象一个聚会，热闹非常，却笼罩着虚拟的假面。生活其中的教授理应为此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僵硬的"、"外部的"、"过分专业化的"观察和表述世界的方式，与一般人有多少联系呢？你们在多大程度上传播和表现了启蒙的思想薪火？与"五四"一代教授相比，你们都为民众做了些什么呢？

坦白的说，钱理群先生把摩罗奉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继者，颇有点提携和吹捧的肉麻；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精神界战士"的"战斗"方式上，葛红兵是青年学者中真正的继承者。他虽师出名门，有着专业系统的学术素养，但却不是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守望型学者；既是知识广博的名教授，涉猎文学史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学、哲学人类学等等，又是诗人、小说家，《青年文学》已经把他列为十位"68年生作家"之一。当教授的人格普遍虚弱，精神普遍萎靡，感性普遍退化之时，葛红兵正在努力找寻拯救困顿自我的"诺亚方舟"；在认清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级别，住房的资格，炫耀的名片时，他毅然选择了"作家身份"，自觉继承了"五四"学人的处世之道：为民众写作。001年，"教授作家"在葛红兵身上再次得到完美地展示：学术与文学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物；如果有足够的才情和介入社会的责任感，两者会很好的相得益彰。即充分发挥大学和教授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发挥其固有的独立不依的非功利品格，发挥其所凝聚的知识和话语的可信度，创出一种集思想和体验于一体的写作方式，从而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探索到一条可行之路。这也使葛红兵的创作严格地区别于同代作家。如果说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是一种自发的青春型狂欢，那么青春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的偏执、颠覆和独裁的可怕倾向，缺乏反思的维度必然带来内在的危机；"越堕落越快乐"的无奈也透出些许莫名的轻松感和可耻的得意感。葛红兵对他们的批判毫不容情，一针见血，（参见《跨国资本左右下的中国当代写作》）所以他能够在自觉的反思层面"拷问"自我的魂灵，显示出可贵的清醒和独立，与同代和同类人的决裂，独自体味着深切的裂变与痛苦；这痛苦来自他自我扬弃中的回肠九转：恐惧、孤独、焦虑、惆怅、压抑、震惊、荒诞……在《我的N种生活》中传递出了人类时刻面对却又处处遮蔽和设法逃避的主题。在精神已经貌似"成熟"到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今天，葛红兵却如此"不合时宜"地思考如此沉重的话题，的确需要勇气。把自我置于知识分子对立物的场所，无情剖露自身的鄙俗，以一己之痛唤起知识者的良知和觉悟，忏悔中透出无可逃遁的"罪感"意识。这种"罪感文化"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直是知识分子凸现灵魂深层意识的有效手段；而不幸的是，它在中国是缺失的，这是制约中国知识者成为"大师"的瓶颈。葛红兵的忏悔和罪感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向知识分子自我及其同类；这决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的表演，也不是伤害别人后乞求宽恕和谅解，而是灵魂的超度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肉体和心灵的炼狱过程。我不敢说他与奥古斯丁和卢梭等人的忏悔意识相比，达到了何等高度，也不能断言他是否会象卢梭一样把文学进一步引入一个巨大的舞台——中国人的重新发现，但他至少将"罪感文化"真正导入了中国，使知识分子辨证地认识自身成为"可能"，这种"可能"也是理解他人存在的重要维度。作为"教授作家"，鲁迅很寂莫，葛红兵也很孤独，但他"将埋身于抵抗之中"，丰富的经验与苦难的阅历，渊博的知识与卓越的才华汇集于一个有人格力量的思者身上，成为烛照我们灵魂的希望所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