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呢？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她结束卖笑接客的生涯，她会怎么反应呢？她会痛苦不堪，她会说你们怎么这样不人道不讲道义古训。她会质问你。我用这样的比方，并没有看不起妓女的意思，实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差不了多少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类似妓女式的质问我们在历史上多少次听到过？辛亥时期，革命军剪鞭子的时候，那些汉人们痛哭流涕了，他们说这鞭子怎么能剪呢？怎么能剪呢？大逆不道啊。他们忘记了这鞭子仅仅是两百余年前满人强迫他们续上的而已，当初为了反对留辫子甚至还流过血。太平军强迫苏南女子放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哭声，他们说这小脚是古训，怎么能放呢？大逆啊。她们忘记了当初她们的脚本是天然的，美丽的，让人受用无穷的，但是她们曾几何时，接受了小脚才美的观念，对天足――这本来之物――反而充满了痛恨和恐惧。

这就是妥协的辩证法。它就像海洛因一样上瘾，开始的时候你抽它会感到恶心、呕吐，接着你会感到难受，一天没劲，但是一旦你接受了它，你上瘾了，没有了它你就会感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你迫切地需要它，就像它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固有物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妥协作为一种状态已经固化在了人类的骨子里，它已经成了我们生下来就有的固有物，没有了它我们已经不能生活了，就如同没有了我们的手脚我们不能生活一样，妥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如同我们的兄弟，它时刻都陪伴着我们。如果有两个人发生争执，这个时候劝架者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说你们都有错，你们各自让让步不就行了？

这个时候，妥协化身为劝架者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他充当了一个好人，――为什么他是个好人？因为他不讲对错，他认为大家都对，但大家又都错，要达到正确就必须消灭正确，只有在没有对和错的区分的时候"正确"才是可能的。妥协出现的地方，就没有真理了，它蔑视一切真理，嘲笑一切捍卫真理的行为，它将真理看成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甚至比谬误还要可笑。这就是妥协，它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词汇"中庸"，人们认为自己是个智者的时候，都喜欢将它挂在嘴边。

"儿子，你吃药吧，你看爸爸也吃。"我说着自己一仰头，将一把假想的药投进了嘴里，然后大口地喝着水。

"爸爸，你再吃一次，然后我再吃。"儿子说。

"好的，你看爸爸又吃了一次。"我继续我的表演。

这是多么温柔的妥协啊。然而这里又隐藏着多么肮脏的教育："如果我受罪，那么别人必须也受罪。"儿子正在用这种心态看着我，而我正用自己的行动对儿子说："如果别人和你一样受罪，你的受罪就不叫受罪了。"在这里妥协已经成了一种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对妥协的理解是如何地让人感到悲观啊。

我常常听朋友们这样安慰别人："算了，算了，大家还不都是一样。"在这里，仿佛大家都在受罪成了这个人必然也受罪的理由。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向着下方妥协，如果他自己正在受罪，他就看是否大家都在和他一样受罪，如果他看不到别人在受罪也看不到自己不受罪的可能性，他就拉身边的人一把，把他拉下来，和自己一起受罪。例如，他感到自己是个奴隶，正在受别人的奴役，他就看自己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奴隶，如果有他就感到心安理得了，只要坐稳了奴隶的位置，他就满足了，如果自己的身边没有做奴隶的人，他就感到一丝不平衡，这个时候，他就掐一把主人的小孩，或者对着主人家的神龛吐一口唾沫，总之，他的行动以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为极限，他不会想"我的命运是合理的吗？我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这竟然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长于思想妥协，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一个传统词汇叫中庸――在中国极高明的人都是循中庸之道而行事的。就如同甲壳虫，当它伸出触须想吃菜叶的时候，你只要用木棍捅它一下，它就立即缩回去了，这在甲壳虫我们说它的行为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条件反射，而在中国人他的行为则被说成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当然这和他们没有个人生存空间有关系，因为没有机会自己挣钱，他的工资必须仰赖于那个叫做领导的人，因为没有机会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他的生存空间必须仰赖那个叫领导的人的恩赐，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不以领导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呢？如果他的意志和领导的意志发生了冲突，他怎么解决这个冲突？他将选择中庸，他告诉自己大家都是如此，自己也应当如此，这就是妥协，向着领导妥协在这里巧妙地转换成了向着大众妥协（尽管这个大众生活得并不惬意），进而完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诊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