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将有限的高质量教学资源分配给那些在智力和意志力、体力上更有潜力，从而，社会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回报寄予更高期待的孩子们身上，而不是平均地布施于所有的孩子身上――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相反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更残忍的歧视。

事实上，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是幸运的，那年我们的戴帽子初中来了两个从乡中学被赶出来的教师，他们拯救了我们（我感激那些在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他们拯救过我），一下子使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0个百分点。以至于差不多就要接近乡中学了，如果不是那年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戴帽子中学，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和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农村且耕且种，因为繁重的农活，沉重的压力而淡忘了生活的目的，仿佛自己是一架养家糊口的机器。

每当我看到在街头踯躅独行的农民工，每当我看到城里人对他们那种厌恶的表情，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播出他们违法受审的镜头，我都会流泪。在美国犯罪率高的是黑人，一个人种，而在中国犯罪率高的则是农民，一个阶级。

当然，我的老师中也有所谓"道德高尚"的人，在苏北的一所师范学校，他的确是我的老师了，他的大公德就是将我摁倒在水里，我常常被这样的噩梦惊醒，他说："你就是天才吗？告诉你，即使你考取了，你也走不成。"他说："养条狗还知道汪汪两声呢？你就是佛？"是啊！什么时候我成了他的人，什么时候那所师范学校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什么时候他已经将我看成是他的私人所有物了？

上帝，我，一个人竟然像是一个物一样地被他所有了。我不信，我作为我自己就不是我自己――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什么时候将自己出卖了？然而我是错的，而他是对的，后来，当我终于可以离开那所师范学校的时候，我被当局告知我必须为此支付10000元人才流失费。我必须为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支付赎金，自己将自己从我的主人那里买回来――虽然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将自己出卖了，我竟然就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在我来到这里的路中我已经将自己丢失给我所不知道的神秘者，它是谁呢？为什么它的职业是专事收购别人的自由呢？为什么它这么痛恨别人的自由？

由此，我想到恩师王兆鹏先生对我帮助；恩师曾华鹏先生对我的帮助。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他们帮助我获得自由，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人身上，他们知道帮助一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们的宽容和仁德让我感佩，他们的伟大的灵魂对我永远是一种感召。如果说今天我依然对学术保持着某种道义上的信念，如果说我今天依然保持着为更为美好我未来幻觉而工作是值得的，那一定和他们的影响有关。

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如此地少，以至于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国度，反面的情况看起来才是正常的，我们已经到了一种将不自由视为正常，而将自由视为不正常的地步，对自由的理解能力以及幻想能力都下降了，这多么让人悲伤啊。

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曾经渴望圣人，我暗自祈祷，我能碰到一个像神明一样的人，他将我从苦难中召回，让我在海水的尽头看到大陆；我也渴望神恩的降临，我曾经到佛寺烧香许愿，以前我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跪倒在神佛面前，痛哭流涕的人是不理解的，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不能理解，但是我自己却也曾是其中的一员，我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乞求，这仿佛来自地狱的声音，让我感到恐惧，不是因为我的命运，而是因为我对这命运的哀求，我的无能为力。

但是，在没有光线的时候，我不能乞求，本雅明说："在这些人身上无止境的腐败并不是最坏的东西，因为这些人的内核就具有这样的特性，由于他们受贿，这就为人道提供了唯一的一线希望。"在没有光线的时候，我的光线在哪里？就在这些人身上。这就是神为我们这种人打开的恩典之门，如果没有这样的恩典，一个平民，他在这个世界将如何生活呢？如果，他是生活在上帝的国里，在公平和公正里，那么他可以依照这些光亮的事物，如果他是生活在没有光亮的世界里，他将依靠更为黑暗的事物――这就是黑暗的国里上帝的恩典了。我看到魔鬼他拔下了苦役犯的金牙齿，将它们做成项链挂在了脖子上，那些满嘴是血的苦役犯正将脸凑近有光的地方，他们的心中对于魔鬼的感激胜过了对于上帝的渴念。上帝不出现的时候，人们只能乞求魔鬼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