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天天在"向下看"中生活，西洋的余晖洒在儿子的头发上，他在傍晚的光线中奔跑着，他不知道他的身后跟着一双"向下看"的目光，这双目光曾经那样习惯于"向上看"，而现在为了他小小的身影这目光已经很少"向上看"了。

有一天我的儿子突然会长大，大到我必须"向上看"才能看到他，那时对他佝偻着腰的父亲，他将不得已而采用"向下看"的方法，那时在他"向下看"的目光中他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

（）怀孕的时候妻子最大的担心是儿子是否聪明，是否有"天赋"，直到儿子落地，甚至直到现在，我想妻子的这个忧虑依然存在着。而我呢？我最希望于儿子的品格是什么呢？我寄希望于我的儿子的不是聪明，甚至也不是健康，是感受欢乐的能力，一种心灵的力量。为此，我愿意我的儿子稍微地笨一些。

笨一些又有何妨？有的人做伟大的发明家，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吧，例如爱因斯坦，但是他幸福吗？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恰恰是不幸福的。有的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个有组织才能的人，当一个可以主宰自己进而主宰他人命运的人，我对此不敢苟同，希特勒是有组织天赋的了，可是，他的天赋对这个世界有益吗？进而，他的天赋对自己有益吗？他的天赋给予他的只是一个自杀的结局而已。

我从来不对我的儿子说："你将来要做一个将军"，"你将来要做一个作家"一类的话。我想对儿子这样说是可耻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能让自己成为杰出的人呢？大概千分之一吧？要他出人头地，对自己的孩子提出千分子一的人才能达到的要求，难道不是可耻的吗？有些人以社会竞争压力大为借口，要求孩子杰出一点儿，再杰出一点儿。这是不对的，所有的人都只愿意做那个杰出的，那么那个衬托杰出者的大众谁来做呢？

我寄希望于孩子的是什么呢？快乐一些，再快乐一些，做个快乐的大众。迟早，我们这个社会的评判体系，会转变到真正的最人道的方向上来，它不是以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能力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它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弱智需要社会的救助就将他开除出社会，就对他的人格嗤之以鼻，也不会因为这个人是科学家就觉得这个人高人一等，对他的人格无限景仰。它尊敬一个人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正直的、力所能及地工作着的人，它鄙视一个人不会因为这个人是垃圾工或者是养老院里的老人，而是因为这个人灵魂的卑污、行为卑鄙。

我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我的儿子，不是为了他成为什么杰出的人，当然他如果有这个天赋，我也会为此高兴，但是我的目的是使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他轻松地、阳光地活着，一如大地上的植物般欢快地生长，如果，他真的活得非常舒心，那么我将感到我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他注定是我的替代者，他将见证我的从有到无，但是我对此心甘情愿，因为，他活得非常幸福，有什么能比这一点儿更重要？

然而，人们的误解是何其地深呢？人们以为只要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快乐和幸福就会自然地得到，人们以为自己成功了，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创造发明……总之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虚与实的东西越多就越幸福，其实这是不确的。领受欢乐的能力，感受幸福的能力，不是先天的，而是需要用我们的人格加以锻造的。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为我的儿子感到深深地忧伤，4岁的他常常会说"我不快活"。

为什么呢？我的儿子，我如何教会你感到快活呢？

（4）因为分居，又或许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屋子吧，家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总也是抽象的，家就是那个时时萦绕的思念，就是妻子的信，每周一，妻子的信总会静静地等待在我的信箱里，掏出钥匙，打开信箱就仿佛打开家门，信箱是我能见到爱神的地方。再后来，妻子生了宝宝，忙碌起来，写信就少了。

现在我的家在电话里，在电话里我的妻正和我的那个小情敌一起生活着，拿起听筒，开门的钥匙是一串长长的号码，一口气拨出那11个数字，妻就会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听到我摁门铃的声音，会用左手来开门，而宝宝就抱在她的右手上，我会同时见到他们两个。这样我的小小的电话中的家就落成了，不过我的小情敌反对我的主宰，他不愿长时间地以一种姿势被妻子抱着，他对电话中的家毫无兴趣，妻只好放下话筒。这时家的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在门外，我的妻子和我的小情敌在门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