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湖北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写信的报导，心中有这样的语句："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写于000今年月10日，李昌平，今年7岁，硕士。李昌平写到："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按照李昌平的说法，农民之所以举家盲流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已经破产，他们的税费负担严重地超过了收入能力，我来自农民，至今我的兄弟和父母依然在农村。我也在湖北呆过，到过湖北绝大多数的县，知道一点儿那里的情况。中国农民，他们的户口等等，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国家承担道德苦难（它是某种道德堕落的最直接的后果，而现在在人们的眼中常常是反过来了，它被看成是某种道德堕落的原因），他们牢牢地绑缚在土地上，低贱地蝼蚁般地活着，近百年来一种不平等在他们的身上，不是减轻了。在城市一个不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每个月可以无偿地得到00元，上海还要多。而在乡村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80岁的老人、伤残人甚至小孩等等）却必须为自己活着缴纳"罚金"。

每当我看到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踯躅行走，被看成是贱民，被怀疑是偷窃犯，被驱逐，我就感到心痛。但是，也正是这个阶级，他们却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是沉默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没有信念，没有同情，怯懦和虚伪主宰着他们，他们的自我感觉有时更让人恶心。他们对农民的处境一无所知，但是却天生地感到了自己的优越，对农民抱以鄙夷的眼光，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由此我想李昌平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始终在想这个社会中应该有这种人，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否则知识分子何以立足呢？比如说哥白尼完全可以放弃，布鲁诺可以放弃。知识分子有时应当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说话，用生命、用死亡来说话，这是伟大的。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当我和我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说"任何人这样做都是伟大的。为什么一定要夸张知识分子的伟大性呢？""在道义上，布鲁诺是伟大的，但不能以贬低伽里略为前提。"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断裂"行动怎么会不成为笑剧？

《作家》000年第8期一篇名叫《历史决定论的阴影》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么哈维尔呢，他不是比拒绝签名的昆德拉和拒绝忏悔的余秋雨高尚得多么？在某篇文章中，'新青年'余杰以昆德拉和哈维尔为例，提出一个是否应当在名单上签名的问题。他的意思似乎是，不签名就是堕落。今日要求余秋雨忏悔，他的理直气壮就是他代表'总体真理'拿着一份名单，要求余秋雨在上面签名（忏悔）。表面看起来，当年哈维尔是在监狱里，昆德拉是一个不敢签名的庸人。但在哈维尔的后面站着一个叫做历史、真理、民主、本质和'整体'的庞然大物，站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符号。而在昆德拉的后面只站着他字迹和他的作品。我们最终发现，经过时间的证伪之后，哈维尔成了总统先生，而昆德拉依然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作家。对我而言，我以为作家昆德拉的这些话比总统先生当年的签名更有价值：'卡夫卡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预言'的意义恰恰在于他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意识形态观念、未来学派的预言面前保持自己的自主。'"这段文字在逻辑上的匪夷所思以及观念上的无赖、诬赖是我近年看到的无耻文字之最。它指着昆德拉说"这个人是伟人"，然后他告诉读者"因为昆德拉自己说他自己是伟人"，不是吗？昆德拉说"不介入"的小说家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昆德拉就是不介入的小说家，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它指着哈维尔说"你已经被时间证伪了，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是伪事，你是欺骗人民的伪君子"，理由是"你当了总统"。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昆德拉的伟大，当初那个"不敢签名"，"表面上看起来的庸人"经过时间的证明实际上是一个圣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时间会把哈维尔证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