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在小三发了，他有钱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老婆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依然进不了学校。现在小三买了一套房子，他的那套房子在偏僻的西郊，还要000元1平方米，而我的房子呢？在市中心，我只是带上了我的户口簿，我就以000元1平方米的价格买下来了。如今我的儿子在市里最好的小学上学，我的房子是90平方米，我的老婆长得又白又胖，这些都很满意。我怎能不感激户口簿呢？

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户口簿给我带来的，因为有了户口簿，我不用（也不必、不能）再选择我的身份证、我的工作证了，我的户口簿象一个上帝，它将这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它殷情地为我提供了一切，尽管我失去了一点小小的自由，比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比如选择职业（也许我可以不做教师，而做一个理发师、邮递员）……但是这些小小的自由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有人为我安排好了我为什么还要选择的自由呢？自由使我心慌，我怕的就是可能性，如果我的生命有多种可能性，我一定因为不能选择而一事无成，现在一切都被别人安排好了，因而我成了一个"工人"，我是一个本分的"工人"，这难道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吗？

感谢身份证、工作证、户口簿，它们给了我一个身份，使我感到踏实。我不能想象哪一天没有了它们我会是什么样子。它们是我的身份，我不能失去身份。它们是我的存在，就是我，我不能失去我。现在我要好好地将它们收藏起来，将它们放在我家的大衣柜里的夹层里，我不能让任何人拿走它。

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之下，社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劳动力组织成一个个固定集体，使他们与特定的生产单位（企业单位、农村公社）形成凝固的人生依附。这种情形之下，公民，首先是作为劳动力进入管理者的计划视野，劳动力则被看成是一种国家公有的生产资源，由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公民个人无权选择自己的职业（一颗红心，服从分配），也无权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一旦你被生下来，你就被纳入了计划管理的体系，就不能在计划外随意迁徙）。现在，经济条件变化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户口制度提出了挑战。例如三资企业吸引人才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吸引了内地的大量人才，就是在"不要户口"这个前提下实现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流行的大学生"三证报道"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真正公平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操作的劳动力市场。

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只要户口制度的存在，企业对劳动力的选择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公平的。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毁弃这个劳动力市场──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封闭的，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所谓劳动力市场都只是针对各个城市具有本地城镇户口的居民的，对外，尤其是对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是封闭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对工作挑挑拣拣，他们宁可失业，在家领取救济金，也不愿做赃、苦以及所谓的贱活，例如北京市曾对失业者提出一项只要自己创业就可以享受数万元补助的计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冒失去国家安排的危险到市场上自谋生路。

这对于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失去了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公平就业的机会，也就同时几乎失去了一大半公平地享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而这种户口制度上的不平等往往演化为实际上的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的不平等。如北京某大学后勤部门正式工作人员人满为患，达到数千人，但是他们依然必须雇佣数百人的农村劳动力来负责打扫卫生，原因是这些活正式员工不愿意做，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一个正式工的十分之一，在这个大学的后勤部门，一个正式工的月实际收入近000元（还不含住房、医疗等其他待遇），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收入只有00元──尽管他的劳动强度通常要比正式工强得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