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的本性并未酿成大恶。我孱弱的身体遏制了我，大多数时候是缩了回来，像一只乌龟一样地缩着自己的头回家。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例外。那个时候，我很年轻，除了一些恐惧、自卑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对"大人"、"老师"、"城里同学"，对于一切都盲目地恐惧，特别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那个时候为了一点儿别人的好感，或者为了克服恐惧，我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我会和他们一道去打人。仿佛去打一个无缘无故的人，我的恐惧感就会减轻一点儿，仿佛只有和他们一起做冒险的事、刺激的事我才能获得掩藏在这个群体中的安全感。比如打人。

其实，说去打人也是不对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是找个地方，将那里经过的和我们同龄的人随便拎出一个来，打一顿。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怯懦的，当我听到被压在地上的人发出猪婆似的嗥叫，当我看到挨了打的人夹着屁股像狗一样逃跑，当我看到那些人跪在地上像企鹅一样缩着头求饶，我知道了人的本性。其实那些求饶的人实在是蠢货，他们用自己的怯懦出卖自己，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只是在别人的求饶中才感到快活，如果他挨了打，不是哀号着求饶，而是咬紧牙关，沉默着离去，我们这些人也就失去乐趣了，下次也就不会打他了，我们只会打那些让我们体验到乐趣的人。

当然，后来，我们在那一带的学生中赫赫有名，常常不用我们打，他们只要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扭头逃跑，这也能给我们欢乐，或者他们没跑掉，而是被我们捻上了，这个时候不用我们动手，他就会主动地哀号起来。――是那些怯懦的人帮了我们的忙，成全了我们邪恶的快感。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清楚当时这种快感到底有什么理由。可是，当时的那种在折磨别人、嘲笑别人之中体验快感的经验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这是多么地不健康，我已经病入膏肓，可是这又如何，对于当初的我，这是来自本能的东西，我不是本能地在施虐中体验了快感吗？

回想到我在海门师范的时候，我已经考取了研究生，但是，那个名字叫"校长"的人，对我说，我不会放你走的，没那么容易。读者也许会以为我在什么时候伤害过他，天地良心，尽管我性本恶，但是，在他的面前我始终像狗一样温驯，我常常想，那个时候如果他对我说："葛红兵，你如果把我的屎吃了，我就放你走，就让你去读研究生。"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即扒下我的低贱的身子，将他的屎吃个精光，而且心中满怀对他的感激。

但是，他不。他连让我吃屎的机会都不给我，而是没有任何理由地想把我拖死在那里。我给他送礼，我把我工作以来积攒下来的所以余款从银行里拿出来，买了一只手表送给他，但是他不要，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是个清官，清官的意思是说他体验快感的源泉根本就不是肮脏的金钱，而是另外的高尚的东西。那么他到底从哪里体验快感呢？从我焦虑的神情、从我绝望的眼光、从我哀求的语气？从表面上看，拖死我，让我终老在海门对他没有什么有形的好处，但是，他一定感到了某种类似于吸食海洛因似的快感，要知道有理由的施虐所得到的快感在许多人那里不及无端地对一个无辜的人施虐要快乐得多――文革中许多人恰恰是被和他们毫无恩怨关系的不相干的人无端地打死的――要知道我是个有感觉的人，从他舔着的大啤酒肚中我感到了他每时每刻地生活在这种令人颤栗的幸福感中，正是这快感使他年轻，使他成功，使他50多岁了然而看起来却比我这个0刚刚出头的人更青春。

这种"否定"我的权力，这种对个人在职业选择，居住地选择上的"否定"，对谁有利呢？对国家？对人民？对我本人？其实对谁都没有利，但是，这种"否定"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强加到了我的头上。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制造稀缺，使得上厕所的草纸都成为稀罕之物，人们要得到草纸就只能请求他们的审批，也就是说"稀缺"就等于他们的权力，所以我说"稀缺"并不是必然的，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外国人而言更懒，更没有工作精神和创造力，而是因为有人有意地制造"稀缺"。现在，他们则制造否定，因为否定就等于权力。被制造的"否定"和被制造的"稀缺"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制造某种"虚无"，从反的方面为自己的权力奠立基础。对面这样的权力，我们如何自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