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配给与一个又一个单位的，他们的一切都依赖"单位"的配给，这种体制上的依赖（没有单位以及职称仿佛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依赖。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种光荣的独立的职业，学术也随之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了，而是释解和传道，成了一个人人都能作的工作。当代学术正越来越陷于复杂的学术官僚结构之中，这种学术的官僚结构越来越复杂，它和当代知识的民主和平权局面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维护知识体系和结构的等级秩序几乎是学术官僚结构的本能。

历史上，西方世界独立地发展出了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辨体系，而中国世界只有在西方世界的刺激之下才有了科学技术和逻辑思辨力，为什么呢？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类型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被认为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看法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思想家的看法，少数人企图将科技和思想的发明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尝试，尽管可能非常先进，但是，却不被社会所允许，它们很快地就被压制了，寻求新的知识、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冲动就这样窒息了。在这种类型的文化中，人们没有机会选择自己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不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严格的社会思想控制，他们也没有机会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一直从社会生活的公共方面深入到个人生活的隐私方面，因而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想（每个个人按照自己独特的对于生活的理性理解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因子就不可能在这种文明中发芽生长。因为这个社会不鼓励而是压抑个人这样做，相反鼓励个人按照大多数人的统治性观念生活。

这种处境中的学与识，那会是什么含义呢？学就是理解并无条件地接受统治性思维、观念，识就是不折不扣按照这种观念生活。学识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彻底地丧失自我，而成为一个执行统治性观念的机器。一个越有学识的人他就越是丧失自己，在这样的境况中，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的意思是说他完全地没有个人人格和思想，他是另外的一个人，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只能叫无名氏。

"我意识到自己埋身于一种抵抗之中……我懂得自由人终会惹起野蛮人的怨恨，他的最初任务便是去对抗他们。"这是《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闺中淑女》里的一段话，自然波娃也有软弱的时候，正如她自己所说："有时候我认为自己缺乏力量，我可能忍受再次变得和他人一样。"但是这不影响她作为本世纪有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而享有的荣誉和尊敬。由此联想到萨特，他在自传中说："我将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使得处于深渊边缘的人类不至坠落下去……我自愿成为了一个赎罪的牺牲品。"（《词语》）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拯救："我通过我的工作和真诚来拯救我自己。"（《词语》）在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著作和人格中我看到对历史、对读者的真诚以及近乎自虐的自我解剖结合起来了，他们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她拒绝"世上的惯例"，"向外界的意见挑战。"她心中的唯一的神是"我深奥的内在"，她用她的"整个存在服从它"。她说："我发觉在世界上没有一处适合我，……我不去考虑自己究竟要在甚么地方停留，我将献生于不安。"她不愿在"一个地方停留"，她无法忍受没有想象、没有自由，"每一天都是前天的重复"的生活，就此她宁可献生于"不安"，"许多人在他们久待而可怕的退休之日来临前，没有摆脱这种重复生活的希望。对他们来说，生活中唯一新鲜之处是他们的孩子的出生和成长；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这种新鲜感又会消退"，这对于波娃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波娃和萨特保持了终生协议式伴侣生活，尽管他们志同道合，但却始终没有结婚，他们一方面彼此深深地眷恋，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生活中保留了自由交往的空间。对于她和萨特的关系她是这样说的："在我的情形中，我有大量的闲暇；我读书，我结交新朋友，我旅行──我继续发现。我继续关注外部世界。我保持同萨特的生动的紧密的关系，我不受家庭和家务之累，我也不觉得自己被过去牢牢地束缚了手脚，同时，我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自由发挥了作用。"除萨特以外她曾两次公开有过情人，她和萨特甚至尝试过一种"三重奏"的生活。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传记在这方面体现了"绝对"的坦诚，她说："我还是很热心地信奉不道德主义……如果他们是没有理由的、绝望的、反叛的……那是拒绝和正人君子混同的极端的态度。"我尊敬这样的知识分子，然而这种知识分子他首要的人物不是解放别人，而是解放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解放自己？在《词语》中萨特说一般人缺少存在因而他们总是生活在被给予的存在中。这不正是在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