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配给与一个又一个单位的，他们的一切都依赖“单位”的配给，这种体制上的依赖（没有单位以及职称仿佛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依赖。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种光荣的独立的职业，学术也随之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了，而是释解和传道，成了一个人人都能作的工作。当代学术正越来越陷于复杂的学术官僚结构之中，这种学术的官僚结构越来越复杂，它和当代知识的民主和平权局面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维护知识体系和结构的等级秩序几乎是学术官僚结构的本能。

历史上，西方世界独立地发展出了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辨体系，而中国世界只有在西方世界的刺激之下才有了科学技术和逻辑思辨力，为什么呢？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类型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被认为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看法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思想家的看法，少数人企图将科技和思想的发明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尝试，尽管可能非常先进，但是，却不被社会所允许，它们很快地就被压制了，寻求新的知识、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冲动就这样窒息了。在这种类型的文化中，人们没有机会选择自己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不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严格的社会思想控制，他们也没有机会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一直从社会生活的公共方面深入到个人生活的隐私方面，因而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想（每个个人按照自己独特的对于生活的理性理解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因子就不可能在这种文明中发芽生长。因为这个社会不鼓励而是压抑个人这样做，相反鼓励个人按照大多数人的统治性观念生活。

这种处境中的学与识，那会是什么含义呢？学就是理解并无条件地接受统治性思维、观念，识就是不折不扣按照这种观念生活。学识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彻底地丧失自我，而成为一个执行统治性观念的机器。一个越有学识的人他就越是丧失自己，在这样的境况中，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的意思是说他完全地没有个人人格和思想，他是另外的一个人，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只能叫无名氏。

“我意识到自己埋身于一种抵抗之中……我懂得自由人终会惹起野蛮人的怨恨，他的最初任务便是去对抗他们。”这是《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闺中淑女》里的一段话，自然波娃也有软弱的时候，正如她自己所说：“有时候我认为自己缺乏力量，我可能忍受再次变得和他人一样。”但是这不影响她作为本世纪有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而享有的荣誉和尊敬。由此联想到萨特，他在自传中说：“我将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使得处于深渊边缘的人类不至坠落下去……我自愿成为了一个赎罪的牺牲品。”（《词语》）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拯救：“我通过我的工作和真诚来拯救我自己。”（《词语》）在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著作和人格中我看到对历史、对读者的真诚以及近乎自虐的自我解剖结合起来了，他们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她拒绝“世上的惯例”，“向外界的意见挑战。”她心中的唯一的神是“我深奥的内在”，她用她的“整个存在服从它”。她说：“我发觉在世界上没有一处适合我，……我不去考虑自己究竟要在甚么地方停留，我将献生于不安。”她不愿在“一个地方停留”，她无法忍受没有想象、没有自由，“每一天都是前天的重复”的生活，就此她宁可献生于“不安”，“许多人在他们久待而可怕的退休之日来临前，没有摆脱这种重复生活的希望。对他们来说，生活中唯一新鲜之处是他们的孩子的出生和成长；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这种新鲜感又会消退”，这对于波娃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波娃和萨特保持了终生协议式伴侣生活，尽管他们志同道合，但却始终没有结婚，他们一方面彼此深深地眷恋，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生活中保留了自由交往的空间。对于她和萨特的关系她是这样说的：“在我的情形中，我有大量的闲暇；我读书，我结交新朋友，我旅行──我继续发现。我继续关注外部世界。我保持同萨特的生动的紧密的关系，我不受家庭和家务之累，我也不觉得自己被过去牢牢地束缚了手脚，同时，我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自由发挥了作用。”除萨特以外她曾两次公开有过情人，她和萨特甚至尝试过一种“三重奏”的生活。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传记在这方面体现了“绝对”的坦诚，她说：“我还是很热心地信奉不道德主义……如果他们是没有理由的、绝望的、反叛的……那是拒绝和正人君子混同的极端的态度。”我尊敬这样的知识分子，然而这种知识分子他首要的人物不是解放别人，而是解放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解放自己？在《词语》中萨特说一般人缺少存在因而他们总是生活在被给予的存在中。这不正是在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吗？

尼采自己曾说自己“既是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说他是颓废者是因为他身体孱弱，在其父谢世的年龄（6岁）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可怕的衰颓的征象，但是也正是这种衰颓给了他抵抗的力量，使他获得一种他自称为“侵略性激情”的东西，成为颓废者的对立物，他说“病患甚至成了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自己的哲学。”这这句话是理解他的哲学的钥匙。

一方面他有着极为强力的理性思辨力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最最彻底的怀疑论者，他怀疑一切既往，一切成规，批判一切在先的和已成的，他甚至怀疑自己、批判自己，这种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精神分裂和疯狂。就这样理性和疯狂成了他的一人两面，以一种疯狂而追求理智，成了他的哲学的根本特征。

他宣布上帝的死亡，将上帝这个高居于“人”之上的超越者死亡的消息带给了人类，“重估一切价值”，宣布“偶像的黄昏”，这样他就将人的超越性渴求由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基督教道德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真正将哲学从关于精神的梦呓中拉回到地上的人中间来的人，如他自己所认定的那样他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但是一方面是上帝已死，另一方面他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他并没有彻底地放弃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重估一切价值的背后是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对待旧有道德谱系的弃绝性态度之后是重建新的道德标准，他消灭了神－人的二分法，他说：“看！那儿有多好，只有神而没有上帝。”但是他没有杀死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本身，他建立了地上的超越者：超人，以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代替了神和人的二分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他是西方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也是没有错的。神－人二分法中人的处境是被动的死亡的颓废的无望的，而在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中人的处境却是积极的强力的创造的，人宣布自己为个体、个人、孤独者，自己的世界的主宰者，因而人由上帝的他救而成为自我中心的的自救者，人人都可以成为超人──这就是“超人”作为超越理念和西方传统超越思想不同的地方，它是属人的而且是属于充分地生活于个体意志之上个人的现世的超越理想，是“人”的道路。

尼采对于这个世界是绝望的，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只是永远的循环而已，是偶然的机遇的，没有绝对目标和方向，因而也就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但是尼采又不是绝对绝望者，他反对叔本华式的厌世，他将希望寄托于个人，他寄希望于孤独个体的诞生，那种在神死之后自己理解，自己掌握自己，自己作为世界的最后仲裁的个人的出现，“这种人和’现代’人、’善良’人和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他的哲学奠基于个人之上”──超人。因此超人是一个个体概念，许多人将尼采的“超人”理解成是超越他人的人，这是不尽准确的，“超人”的原始含义是超越自我的人，“超人”是每个孤独个体的自我超越理想，是个体的超越理念，因而超人的理想和“上帝”的超越理想是不同的，上帝的超越的结果是绝对主宰，而这正是尼采所反对的，超人的超越目标是自我的诞生，是个体的确立，至于对他者的超凌只是它的外在结果：自我超越的人自然同时会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人──虫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