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有他们看人的尺码。在他们眼里，四队的三个女知青倒是汪丽秋最好了。有些象古代美人，细腰长颈，腰肢婀娜的高丽娟农民不喜欢。社员们说，人长肋巴稀，必定是个懒东西。她瘦秧秧的象灯草，这种女人生育少。吴晓红长得腰粗腿壮力气大，社员们说她是干活儿的好坯料。汪丽秋生得不高不矮，皮肤白，*****子。农民说是生儿育女的好身子。农村人还喜欢女人手巧，人们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要得发，会做袜，要得富，会缝裤。不会做针线，日子没法过。人们曾看到汪丽秋拿着花花绿绿的毛线，给自己织毛衣、毛裤。那些大嫂媳妇们都羡慕地争着学；又因买不起线，一时半会儿也学不会，大家就认为那活儿难，能做的就是巧手儿。汪丽秋嘴儿又甜，年龄大的都叫大爷大妈，年轻的媳妇们都叫大嫂大姐。在地里劳动，有她便热闹。她跟大家嘻哈打笑，有时还唱几句革命歌或样扳戏。农村人说，干活儿不说痞不说屌，庄稼就长不好。农民说怪话她也参进去。农民爱说你舅子，她马上会回答是你姐夫。农民喊娃儿叫她姐姐，她马上会说叫姑姑。有许多知青们弄不懂的占便利的话，她反映都很敏捷。农民说她合群，不择片子。

农村小伙儿开始放肆地拿眼睛盯她的脸，扫她鼓囊囊的胸脯。他们讨好地向她献殷情，有时也借机跟她疯疯打打。她在地里唱《红灯记》片段。“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在地里干活的几个小伙儿争着答应：“呃——你喊爹干啥哟？”其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儿叫梁国荣，他是生产队的会计，回乡初中生。汪丽秋捡起一砣泥巴向梁国荣栽去，泥巴打在他的腿上。梁国荣看到汪丽秋干活时脱了一件花衣服挂在地边树丫上。他跳起来，跑到地边上，抱起汪丽秋的花衣裳就跑。汪丽秋丢下锄头去追。她边追边喊：“看我不整你龟儿子。”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哈哈大笑，有人说：“干啊!整得好！整安逸！”梁国荣往山弯弯竹林里跑去。汪丽秋也追到竹林里去了。过了好一阵，梁国荣才从竹林里走出来，回到干活的地里。那些小伙儿咧着嘴望着他笑。有人说：“吃肉嘎嘎来？干安逸了？”梁国荣脸红了，扭了一下身子说：“不要乱说。”收工时也没见汪丽秋转来，她的锄头是梁国荣帮带回去的。

那些象饿狗儿一样围着汪丽秋转的小伙儿们，渐渐地不再象过去一样总想跟她搭白或帮她干事了。梁国荣对她却更实在了。她的自留地全是梁国荣包了，里面五花八门地种上了各种小菜。梁国荣还给她逮来了一只很乖的小花狗和几只毛绒绒的小鸡。人们都在议论梁家找了好媳妇，汪丽秋找了好婆家。梁国荣有文化又能干，他爹是队长，他舅是大队李书记。只是大哥梁国全还没订婚，小儿却忙着找了对象。

生产队分东西，保管当着众人的面，毫不掩饰地袒护汪丽秋。他总是叫她先称，而且给她分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有一次，却有些意外。一天，生产队杀了一根老母猪，大家都伸长脖子等着分肉。那老母猪已下了好几窝崽儿，皮子厚得有一公分，肥肉黄、瘦肉绿，但它总是猪肉。大家的眼晴瞪得象铜铃，眼巴巴盯着保管手中的称杆儿，怕称砣绳子没压在花点点上。保管没再叫汪丽秋先称。直到社员们都分了，桌上只剩下了几两肉，保管才说，咋把知青给忘记求了？他叫高丽绢把那几两肉先拿回去，还差的等下次分肉时补。吴晓红没分到肉心里气鼓鼓。汪丽秋跟在她身后说：“梁国荣说那老母猪肉绵扯扯的不好吃，吃了要生病，等过几天杀了青猪就补给我们。”没隔几天，生产队就杀了一条大肥猪。按人头算，每人能分到一斤三两五钱。保管给每人称一斤三两。他首先把吴晓红叫过去，补了上次没分给她的老母猪肉一斤一两，称给她二斤四两；补高丽娟半斤，称给她一斤八两，却仍然没叫汪丽秋。这肉，肥的白嫩，瘦的鲜红。人们好久没见到这样的肉了，一些人盯着生肉都想咬，馋得只管流口水。保管称到最后才叫汪丽秋。桌上还剩三斤多肉。保管说，除了补给她的，多而不少还剩一点也不好办，我看拿给她算求了。梁队长拿眼睛扫了大家一眼，谁也不好吭声。梁国荣把脸转到一边装着不知道。保管把肉随便在称钩上挂了一下，就递到汪丽秋手里了。吴晓红这时才明白，自己也沾了汪丽秋的光。

汪丽秋处处受优待。春耕大忙，大伙儿都下田、下地干活，汪丽秋却在生产队仓库里选种子。五黄六月，大伙儿都顶着烈日灸烤，队长却安派她在屋子里烧茶水。社员有意见，队长干脆叫她去挣革命工分——搞清理阶级认伍。汪丽秋整日跟着油子，就象上面派下来的钦差，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抓反革命。他们把农闲时出外弹棉花、做木工，挣点副业收入的农民抓来批斗。把卖过鸡鸭的农民也定为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拿着刀砍农民栽的果树、杀农民喂的鸡鸭。农民都怕批斗，更怕戴上新地主或富农帽儿，见到他们只有躲，躲不开的只有陪笑脸认罪。

吴晓红最想干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这样的革命工作。可这样的好处落不到她的身上。下乡不久，她就感到孤寂难熬。她和汪丽秋、高丽娟都谈不到一块儿。看到汪丽秋取巧卖乖占便利，她非常悲哀和气愤。刚下乡时，她还想在农村大显身手干革命。劳动休息时，她拿着报纸给大家念，可女人们要奶孩子，割猪草；男人们吸烟扯白，有些人又爱打闹，谁也没心思听。吴晓红感慨地想，我念得白泡子流，人家说我在发老母猪疯。她失眠了，在黑暗中咀嚼着寂寞和孤独。她感到自己失去得太多：失去了亲人和朋友，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澎湃的激情，……她只有靠回忆打发时光。她喜欢热闹，喜欢游行，喜欢造反，喜欢疯狂。在这偏僻的农村，一切都死气沉沉，冷落荒凉。

农村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整“五类分子”和批斗“投机倒把”。没有人敢把矛头对准当官的基层领导。吴晓红想造反，也只有造“五类分子”的反。农民非常实际，没革命工分，没公社、大队革委领导指示，他们不愿意跟她去革命。她拿了一些糖果给几个放牛娃儿，他们才跟着她去抄生产队一个富农的家。老富农的腿早己被打断了，只能象狗一样地爬出来。他的两个未婚的儿子都有三十多岁了。他们把上衣脱下来让她搜，把裤兜也翻开，自觉地站到门外。她跨进去，见屋里连床也没有。他们全家睡的是一堆谷草，上面仅有一床破草席。整个屋子里只有一堆红苕和几斤玉米。她没有搜到任何可以当作罪状和值钱的东西。这种造反，给她带来的只有沮丧。

平时出工累，下雨天不出工，她又闷得慌。孤寂象毒蛇、象瘟疫一样地缠着她。过去，她没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活。不知道生活竟是这样具体！这样烦恼！在家有父母疼着，在学校成天打闹，也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肚子。出工就为挣工分，分粮食。收工回家还得自己煮饭。油、盐、柴、米样样都要操心，偏偏她又不会操持家务。她煮的饭，不成焦锅巴就是夹生。上顿豆瓣下饭，下顿是饭下豆瓣。她的食量愈来愈小，吃饭成了心理负担。煮饭太麻烦，吃又没口味。她的皮肤失去了光泽，脸变得又黑又黄。

她病倒了，浑身疼痛，两天吃不下饭。高丽娟虽然讨厌她，也觉得她可怜。她到她屋里去看望，还帮她请假，跟梁队长讲她病了。汪丽秋却一点也不关心，伙同一些人在屋子里只管嘻嘻哈哈地说笑。吴晓红厌烦得用被子捂住耳朵。这时她才深切地感到，人是多么需要别人的关心爱护和理解啊！她奇怪自己以前为啥那样犯傻不为自己想？却讥笑别人不一心一意干革命，就知花前月下谈恋爱。男人！男人！她多么需要一个知热知冷，关心爱护她的男人！

天黑了。队长的老婆——梁大娘看她来了。她端着煤油灯照着她青黄的脸，模着她的前额说：“头热！你身子痛，头也痛？”她点了点头。梁大娘叫她翻过去趴在床上。她用一个小汤匙蘸着清油刮她的背。她从后颈往下刮，直把她的背刮出了一片片的紫红色。她又将草纸点燃放进一个小竹筒里，将竹筒迅速地扣在吴晓红的印堂上。一会儿，她将竹筒拨开，印堂上就留下了铜元大的一个紫黑色印子。梁大娘将被子给她盖好。第二天，吴晓红的病已好多了。梁大娘在灶里煨好了新米饭，叫大儿梁国全给吴晓红送去。吴晓红吃着热烙烙的稀饭和香脆的泡菜，眼泪只管在眼眶里转。梁国全站在旁边说：“莫哭！莫哭！要吃啥？我叫娘给你弄。”

大家叫梁国全木头圪塔。他只读过小学，平时不爱说话，干活儿是把好手，力气大，身体壮得象条牛。他今年二十三岁。梁国荣比他小两岁。那时正提倡晚婚晚育，象他这样的年龄不算大，也就还没订亲。按农村规矩，老大该先订亲，队长也就操起大儿的心来。队长看上了吴晓红，她父亲是工厂革委会主任，母亲也是工人。

梁国全一趟一趟地给吴晓红送饭。腊月下雪天，他冒着严寒到田里去摸鱼。他把一大碗放有姜葱的鲫鱼汤递给吴晓红。吴晓红闻着很香，惊讶地问：“哪来的？”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到田里摸的。”吴晓红感动了。她久久地望着他，见他穿了一件新衣服，平时看去象刺猥一样的脑袋，也理成了向两边分的学生头。她好象第一次发现他五管长得还算端正。厚厚的嘴唇显示着诚实，宽宽的肩臂坚实有力。她真想放下手中的碗扑到他肩上放声痛哭。

“雨露滋润禾苗壮”，这雨露的含意在她的心里第一次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男人。她多么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痛她爱她的男人！此时的梁国全在她眼中已是完美的男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