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里的灯火

“拉地”开始了。社员们把割倒的庄稼贪黑起早地拉到场院里，就已经入冬了。上场后的场院里，那高高的谷垛、豆垛、高粱垛，还有那大片的金灿灿的玉米堆，把整个场院装扮成了一座城堡。各生产队的队长这时往往都会把看场院这种重要的活计分配给本队的知青们来干。每人一杆长矛枪，二十四小时两班倒。我们心想，这可是生产队对知青的信任，看护好这一年的收成责任重大，万万不可松懈。可几天后又得知这些队长们曾背地里在一起议论过：“这帮知青的家都不在农村，不能往家里偷粮食。”

我们间接得知他们这番用人的理由之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无形中自尊心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害。看来，让社员真正了解我们，还真的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呢！

冬月十五前后，各生产队都开始打场了。在那碧空无云的夜里，皎洁的月光倾洒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光影。生产队的场院里，当班儿打场的社员就在这如画的夜里，又像白天一样地忙碌着。

轮到我们知青夜班儿打场的时候，连睡觉都不敢脱衣服，还把闹钟提前拨好，到时候铃声一响，爬起来披上棉大衣就走。

那时候我们也学着社员的样子，腰上扎根麻绳子，脚上穿着絮满乌拉草的棉胶鞋。单从形象上看，我们和其他社员并没什么两样。为了抵御夜晚的严寒，一个个显得臃肿不堪。

铺完场以后，当班的社员都挤到场院屋里的小土炕上打盹儿去了，场院里只留下压磙子的一个人，摇晃着长长的大鞭子，赶着前后一串五匹马拉着老祖宗发明的石头磙子，在铺好的场上，逆时针沿着螺旋线的轨迹反复地压来压去。那磙轴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在干冷宁静的夜里，传出去老远老远，显得那般的单调和孤寂。

到了翻场的时候，当班的社员都从小屋子里出来了，依次排开，用木叉翻一圈儿场下来，一个个身上早已出透了热汗，汗气透过棉袄，在衣背上结成一层淡淡的白霜，我们一个个挽起帽脸儿，样子好像“哈巴狗”搭拉着的两只耳朵。有时候干脆把帽子扔到一边，让头上的热汗向上蒸腾着，然后又变成覆盖在我们头上的一层白霜。翻完了场进了场院屋子以后，那白霜又化成了水滴，从我们头顶上顺着脸庞流淌下来。就在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头发上却经历了水的三态变化……

到了后半夜，天上的银河变成了淡淡的一抹白色，无垠的夜空星光闪烁，就像是遥远人间的灯火。从村外的场院朝村子里望去，寂静空旷的村庄此时就像是一座被人遗弃的城堡，悄然无声，一片黑暗。

一直在场院里拉着磙子转了一整夜的牲口，无论它们原来是什么毛色，这时候全都被霜雪染成了灰白色。它们呼呼嗤嗤地喘着粗气，步子也变得缓慢而吃力。我不忍心再在它们身上抽打，因为牲口和人一样，此时的承受力都已经接近了极限。

在疲倦和寒冷难耐之际，北斗星渐渐地暗了下去，这时常会听到附近生产队豆腐房里的毛驴嗷嗷地叫起来，它又被人套上枷板儿开始拉磨了。

一会儿，到了“鬼呲牙”的时候，遥远的天际现出了一条“白线”，这是一夜当中最冷的时刻。我们的脸颊和鼻子冻得像猫咬似的疼，这时肚子里也早已是饥肠漉漉了……

有一天轮到我们白班打场，到“起场”的时候了，第三生产队的高队长在那边大声喊着知青马宝祥的名字，让他到生产队外屋墙根儿去把“搡靶”扛过来。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干活儿“不顶壳”的知青来说，让我们干些打杂儿跑腿儿的零活儿，这本身也是对我们的一种照顾。马宝祥听了以后愣了一下，高队长看出来他是没见过这家什，大概没有听懂，于是紧接着又补充道：“就是一块四方板，顶上安个木头把儿”。

马宝祥来到生产队外屋四下一看，果然发现灶坑旁边戳着一个象高队长说的那个家什，于是拎起来就往外走。可刚一迈出门槛儿心里又犯起了嘀咕：这么个小东西飘轻的，高队长怎么说让我把它“扛”过来呢？他不由得又细看了一番，这不是一块四方板上面安个木头把儿吗？对，准是这东西没错！于是他加快了脚步朝场院走去，生怕耽误了大伙儿干活。可是，让他万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社员们老远地看见他手里拎着一杆掏灰靶进了场院门子，一个个立马都嘎嘎嘎地笑翻了天，还有人乐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竟一下子倒在了黄豆堆上……

这下子可把马宝祥搞蒙了，直到另一个男社员又回去把那家什扛过来，他才知道这“搡靶”到底是个啥东西。

原来自己拿的这家什，木把儿是垂直着木板的板面安上去的，而“搡靶”的木把儿是跟四方木板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很像大型运动会检阅时各代表队手里举的那种标志牌……

后来才知道社员们哈哈大笑的真正原因——按照农民的习惯，“掏灰靶”还有一个特定的所指——那就是对跟儿媳妇“有一腿”的老色鬼的一种别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