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转机

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夕，我们知青决定回哈尔滨过年。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在我心里，爸爸如今当爷爷了，我该早点儿让爸爸看看他的大孙子。这可能是人类繁衍生息延续血脉的一种天性的满足。

正愁手头没钱呢，听说大队的胶轮儿拖拉机要到哈尔滨去换零件，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个省钱的机会。于是我们五六个知青都带着家属，还有好几个到市里亲戚家串门儿的社员，一起挤坐在垫着谷草的车斗里。为了抵御数九寒天刺骨的北风，拖拉机手——知青“小猫”把一块大苫布蒙在了车斗上面，风是小了，可是苫布直接压在头上让人可真不舒服。我们只好半低着脑袋蜷缩在黑暗里，呼吸着因为颠簸漂浮起来的尘埃形成的污浊的空气。腰酸了，腿麻了，脚冻了，这些大人们都能忍受，唯一担心的就是害怕憋坏了自己怀里的孩子……

拖拉机“突、突、突、突”地跑了四个多小时，好歹到了东江桥上。这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了。我们撩开苫布，呼吸着清爽的空气，望着江南岸灯火辉煌的哈尔滨市区，一股从黑暗来到光明的感觉油然而生…….

过了正月十五，又该回农村去了。为了省钱，还是选择了逃票。我和“小芳”抱着孩子直接从南十四道街进入滨江站的货场，提前躲在冷风嗖嗖的天桥里，唯恐被站台上的巡逻人员发现。可是“屋漏偏逢连日雨，船迟偏遇打头风”，这时只见几个身着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来到天桥上清理打算逃票的乘客。我正无奈之际，突然他们当中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哎呀！这不是老同学吗？”

我迟疑地看了半天才认出他来——原来是我小学的一个同学。他那年没有考中学，就在街道办事处当社会青年了。

他神气十足地说：“我听说你念完高中下乡去了？真是的！这图希个啥呢！我在街道上混了几年就分配到铁路上了。以后‘蹭火车’的事儿，找我就好使。啊，别客气！”说完他又神气地到别处巡逻去了。

自尊受到伤害的我，不由得又反思起自己走过的路。尴尬地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真弄不明白，比他多年了六年书，响应党的号召，豪情满怀地来到了广阔天地，想要“大有作为”，可是直到今天还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人家没有念多少书却在城市里工作了，还成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世道怎么这么会折磨人哪！真是让人心理难以平衡！

“人生无故乡，心安是归处”。尽管有时我努力想使自己进入王维诗句的深远境界，但眼下这种近乎挣扎的生活又使我很难进入那种境界。在纲纪失坠的年代，阴晦雾潮如黑暗的阴影不时地向我袭来。我无法逃出内心的酸楚，只能用耐心的等待和不懈的追求，在漫漫人生中茫然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光点。

转机终于来了，然而并非顺理成章，而是伴着别人的错误到来的。

一九六九年春天，在村上的那座小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政治事件”，想不到，这竟然歪打正着地给我的命运带来了了转机。

一个只念过小学三年级的民办教师，在领着一年级小学生诵读毛主席语录的时候，硬是把毛主席用繁体草书的“奋斗”的“斗”字读成了“门”，孩子们跟着老师响亮而有节奏的诵读声，透过用秫秸把子抹上黄泥打成的间壁墙，传到了办公室。这可让患着气喘病的老校长着实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脸色煞白，惊恐地推开办公室的房门，从隔壁的那间教室里把那个老师叫了出来。老校长强压住内心的气愤与恐惧，质问这位姓任的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可那位老师还自以为是地为自己辩解说：“那不是繁体字的‘门’吗……”

尽管老校长守口如瓶，可是后来，这事不知怎么还是传到了公社。“文教办”的领导找到了老校长，老校长不敢不照本实发，于是公社党委就把这事作为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追查一下这位教师的政治背景和思想目的。然而，由于那位教师出身贫农，绝不会恶意攻击伟大领袖，从社会关系上看，他又是大队书记的亲属，是去年党支部推荐上来当小学民办教师的，日常表现也没什么问题，最后只好又把他打发回生产队种地去了。

在这种教师缺位急需补充的情况下，老校长冒着风险推荐我这个有“出身问题”的知青去补缺。当时在公社主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党委成员叫马世良，他是头几年从“黑大”在职进修回来的干部，原来的家就住在拉拉屯儿，对我的政治表现比较了解，加上根据上级要求，小学要办“带帽”中学班，各小学校长都在为人才难找犯愁呢。老校长的推荐具有前瞻性，所以这次算比较顺利地被党委通过了。

从此我进入了教师队伍。这下子可让“小芳”给说着了——结婚前她对我前途的预期终于开始有了迹象。

尽管这是一所破旧的小学，但是在我看来，这俨然是一座神圣的殿堂，我的心里从此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命运从此也有了新的转机。

这座小学校位于我们知青点儿的房后。最高是五年级，上完五年级的孩子就要到龙泉镇去念中学了。一副打造得极不规范的篮球架子立在前操场中间，学校的后操场倒是挺大，可是常被大队用来召开全村大会、放露天电影或搞民兵训练什么的。

那时候我和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只有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份儿，招工回城、当兵入伍都是白日做梦，推荐上学更是海市蜃楼。我如今能当上民办教师，这真是老天的恩赐。

当年秋天，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要办“戴帽”中学班，我们这些知青便都成了宝贝。先后又有好几个人当上了民办教师，初中那点简单的数、理、化知识我们拿过来就能讲。于是平泉小学“戴帽”中学班的师资力量在全公社当时一下子就变得首屈一指了。

我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学校，工作勤奋而积极。一连几年都赢得了“优秀教师”的荣誉。每年年终评定民办教师工分儿的时候，我总是没有争议地被评为“一等”。一九七三年春天，我又被调到离家十几里路的龙泉中学去教书了。这不仅是对我的知识和教学水平的看重，更是对我政治上的信任。爸爸得知了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不知怎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了百十块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从市里寄到乡下来。从此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多里路也不觉辛苦。但是这可苦了家里的“小芳”，繁重的家务劳动一下子全都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但是她却乐此不疲，每天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以外，还要种好自家的园田地，照看好孩子，还要养鸡、养猪。为了修个像样儿的猪圈，她瞒着我往返三里多地去背石头，直到砌好了猪圈也没让我伸过一把手。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家里家外的各种活计料理得有条有理。

但是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让人不能不担心。

当年入秋以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学校里值宿。晚上八点钟左右，只见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厚厚的云层在天空飘移。一阵龙卷风过后便大雨滂沱，一个多小时以后还没有一点儿停歇的迹象。

在我家那座茅草房前面不到三十米的地方，有一条五米多宽，两米多深的大濠沟，人们都叫它南大濠，沟邦上七扭八歪地长着有二十年多年树龄的老榆树。每年春天开化以后，从东山上下来的桃花水都要从这里流过，此时的南大濠总是浊涛汹涌、恶浪翻腾，飞流西下的水流伴着轰鸣声传出老远老远。曾经发生的几次险情，让我每当这时都担心大水出槽涌进我家的那座小屋。

此时，听着外面倾盆大雨的响声，我担心着家里房前的南大濠是不是要“水漫金山”了。可是学校离家十几里路，眼下又是瓢泼大雨，我只能望着夜幕心里干着急。

我一夜没有睡实，天刚一亮就急忙骑上自行车往家里赶。到了村口，泥泞的村路一踩稀泥就陷过脚面，我只好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的小学校，然后打着赤脚一脚深一脚浅、趔趔趄趄地走到家里。

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在昨天夜里发生了。

听她讲：昨天夜里十一点多钟，大水漫过南濠沿儿，灌进了屋里。疲劳了一天的她睡得很死，直到大水进屋后流进了屋里的土豆窖发出哗哗的响声才把她惊醒，拉开灯一看才发现大水倒灌了，屋里的水已经没过了脚面，灶坑和炕洞子都被水灌满了，地上的鞋也都漂了起来。惊恐中她赶忙叫醒了两个熟睡的孩子，把他们安顿在柜盖上老实儿地坐着，又赶紧拽出几件旧衣服卷起来紧紧地塞严了外屋门的门槛，哪知水从墙下石头缝里仍然不断地向屋里渗流，炕面随时都有被水泡塌的危险。更麻烦的是炕席下面还炕着谷子，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墙角的坛坛罐罐开始忽忽悠悠地飘了起来。“小芳”急忙用脸盆一盆一盆地从窗台上往外搯水，尽管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屋的水仍不见回落。最后还是老天照应，雨渐渐地小了，停了。随着南大濠里的水位逐渐回落，屋里的水才渐渐地被她清掏干净。此时里屋外屋早已一片狼籍，地面变成了厚厚的一层胶泥。

听她讲完昨天夜里这惊心的一幕，在庆幸大人孩子都有惊无险的同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不影响我工作，为了这个家，她承受得太多了。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我怕耽误了给学生上课，连早饭也没顾得上吃，又急忙赶回学校去了。

她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盼望我能像在村上小学校教书时那样，也干出个名堂来。我也很努力，凭着学生时代在老师那里获得的知识，凭着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那么认真的秉性，一年下来，我在这所中学也的确闯出了一点小名气。那届毕业生有十名学生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我教的学生竟占了五个。在全公社二百多名教师教学业务会考中，我取得了第一名。

召开表彰奖励大会的那天下午，公社领导被邀请来与全校教师一起会餐。虽然是镇上自产的白酒，可都是由纯粮酿成的六十度。公社原来负责政审工作的那位干部如今当上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对全公社二百多名教师皆操生杀大权。这种场合，他当然要被请到贵宾席上落座。他做了一番讲话后，笑呵呵地接受着下级文教官员们各种名义的敬酒。

我们十名获奖的老师事先都被安排在离领导座席最近的那张桌上就餐。酒过三巡以后，这位领导开始向老师们敬酒了。文教指导员陪着他首先来到我们的桌前，并第一个把我介绍给他。于是这位书记就热情地伸过那只肥胖的大手说：“哎呀，这不是哈尔滨知青吗？认识，认识，这可是人才呀！啥时候让你们给挖来的呀？啊——”说完他自己先带头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他笑的声音很难听，嘎嘎的，像只旱鸭子，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这位书记和周围每个人都碰了一下杯，又紧接着说：“都得干，啊，谁不干劳模就地拿下，啊——哈哈哈哈…….”接着就见他“咕咚、咕咚”两大口，一大杯白酒就进了肚，他又把杯口朝下倒过来——没有一滴酒滴下来。大伙儿一阵叫好之后，文教指导员也一仰脖子干了。

我原本就没有多大酒量，这下可被逼到了死角，没了退路。但我想，我毕竟是个小伙子，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一股英雄气概充满我的胸膛。于是我闭上眼睛，一口气喝下了那满满的一杯酒，颇有些英勇就义前的悲壮。不过，这时真正让我兴奋的是，组织上对我这个有“家庭出身”问题的青年的使用策略似乎是有了些许的改变。我忽地一下子感到自己在政治上还尚未走向绝路。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已经是月亮高挂了。此时，我的心情竟有着近几年来少有的畅快。月亮也显得格外晶莹，她悬浮在澄清如洗的夜空中，离我是那样的近，好像一抬手就能触摸到她圆圆的脸庞。棕黄色的砂石路，公路两旁的树梢儿上，都泛出了浅金色的光芒。一阵微风吹来，似乎带走了我浅浅的醉意，我完全陶醉在这金色的梦中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