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枯萎的心灵

原本以为这种罩在知青头上的厄运只是在农村才会发生，我在内心禁不住羡慕起两年前调到黑河去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徐德令和陈勇翔来。我以为他们那里毕竟是有文化的知青群体，身穿军装，屯垦戍边，一手拿枪，一手拿镐，那是何等的一种英雄气概。

让我万没想到的是，祖国边塞的“文革”烈火也跟内地一样燃烧得如火如荼。那里也弥漫着同样的没有战火的硝烟，甚至还发生着一桩桩知青间“煮豆燃豆萁”的悲惨事件。

在中苏边境地区，清查“苏修特务”确保“兵团队伍纯洁性”的运动，严肃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那场人人自危的清查运动简直就像当年延安搞的那场扩大化的“肃反运动”。

徐德令任指导员的那个知青农场，坐落在离黑龙江边最近的望江村，与前苏联隔江相望，数百米宽的江面，连喊声对面都可以听到。村里一个叫“查客旗”的蒙族老太婆多年前嫁到了这里，给农场里一个犯错误后被解职的干部吴树民生了一儿一女，算上老吴前房老婆——一个后来不知去向的苏联马达姆给他留下的二毛子吴利沙共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除了做农工之外，业余时间吴利沙常跟着老吴到江边撒网捕鱼。

一次，爷俩打鱼打得兴起，小船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他们还未察觉，此时天已傍黑，却还没想到返航。直到北岸的苏联了望哨发出了警示信号，他们这才吃了一惊。吴利沙好奇地朝北岸的观察哨大声喊了几句“哈拉少”之后，爷俩的小船便快速向南划来。结果他们刚一回到家里，就被已经等候在那里的政审干部带走了。因为早已有人报告说，发现江面上有人与苏联一方发出联络暗号。政治部的政审干部们立即想到军分区领导对黑河地区政治形势做具体分析时讲过的话：“多年以来，隐藏在我地区的苏修特务数量之多，不可低估”。果然，敌人这不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吗？

这位政审干部是一名天津知青，由于具有“阶级斗争的敏感性”和“超凡的洞察力”，今年夏天刚刚被调到团政治部，专门负责清查“苏修特务”的工作。

审讯的过程中，老吴和儿子是被分开进行的。老吴的交待他们当然不会轻信，因为老吴是下台干部，对组织耿耿于怀、对社会主义不满是不用怀疑的。对吴利沙的审问并不顺利，这个身上流淌着中俄两种血脉的英俊青年，像一名英雄毫无惧色，昂首挺胸，反复回答的就是一句话：我就向他们喊了两句“哈拉少”。

政治部将他们分别关押起来，等待外围调查，扩大线索，不怕他们不交代“通敌”的罪行。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吴利沙热恋的女朋友——哈尔滨知青、兵团干部徐德令了解她对这个小伙子的看法。她说，吴利沙性格爽朗，幽默风趣，爱开玩笑，我们很合得来，再说我也喜欢俄语，经常向他请教。审讯干部问到：“你为什么偏偏喜欢俄语？”

她回答说：“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学的都是俄语，一共学了六年，我不想扔掉。”

政审干部又问：“那么你在兵团为什么还继续学俄语？是为了开垦北大荒？还是有什么其它目的？”

她说：“我就是想跟他联系时方便，别人听不懂我们的谈话。”

“哦，这就对了，是为了你们之间的联系。”政审干部一语双关满意地说：“你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然而，她回到了连队以后，就被人监视起来了。

徐德令的“交待”被那个搞政审的知青干部，用一种特殊的思维透视、上纲，并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吴利沙是在他母亲授意下继续潜伏的“苏联间谍”，老吴自然是叛国的“内奸”，老吴的家就是苏修特务的秘密联络站，所以徐德令显然是苏修间谍吴利沙在兵团发展的“女特务”。加上徐德令那个倒霉的“资本家”出身，没几天，师部就下了批文：撤消徐德令的连长职务，重新分配到菜班劳动。

徐德令到菜班以后，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农业劳动，而且还经常被揪回到原来的连队，站在台上接受兵团战士们的批斗。更让人痛心的是，跟她共同战斗的另一位副连长——一九**年哈尔滨同批下乡知青，也认真地把她看成了“阶级敌人”，带头攻击她是“混进兵团干部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

不久，团部又把徐德令派到一个新建不久的特殊连队，那里已经集中了许多“出身不好”的男女知青。派给她（他）们的活都是重体力，连体力不佳的男知青都难以承受。徐德令这个单纯开朗、能写会画、充满青春活力的才女，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爱情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再也无法坚守扎根边疆的那个誓言了，因为对她来说，那已经成了一条没有前途的死路了。

徐德令那革命的齐耳短发和她过去带领兵团战士战天斗地的壮举，一下子都变成了“伪装”的象征，变成了“骗取组织信任”和“捞取政治资本”的伎俩，任何人都无法把那个当年瞒着父母偷着迁出户口上山下乡的女学生和今天的“女特务”联系起来。政治上的打击和人格的羞辱,终于使这个刚直倔犟的姑娘无法立足了。正像是一块钢，太硬了反而容易脆断一样——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没有摧毁她的意志，但是无情的政治打击却把她的精神击垮了。

在上山伐木的那天傍晚，收工的时候，她趁人不备，饿着肚子偷偷爬上了那辆准备开往黑河送木头的大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到了离黑河市不远的一个小站，趁司机们都去吃饭的机会，她偷偷跳下车，躲进了站台的一个角落里。午夜时分，便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

特殊连队把徐德令“失踪”的消息报告给了团部，团部立即下令在江面上大范围搜捕。他们认为，徐德令肯定是划船到对岸“投修”去了，然而江面上的搜捕一无所获。第二天又挨家挨户搜查，结果，职工们家里一条船也没少。于是他们又推断徐德令是“投江自杀”了——她的死是自绝于人民，“轻如鸿毛”，“罪有应得”。

徐德令背着一顶“特务”的黑锅躲回哈尔滨避难。这时她的父亲已经去世，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当年她背弃老人自作主张，竟换来了今天这种下场。她从此背上了心灵的“十字架”，无颜面对自己的母亲。

当年踌躇满志的女知青，如今成了浪迹街头的“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没有工作的她无法生活，只好在街道上当了一名清扫工。从此一只大口罩蒙住了她俊秀的面容，只把眼睛露在外面；一个围巾包住了她向来引以自豪的齐耳短发，它所象征的坚定的“左派”和与“右派”决不苟同的意义，此时早已消失殆尽、荡然无存了。

第二年，由于生活所迫，徐德令无奈地嫁给了一个当装卸工的大龄青年，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住在道外北二道街已经成为“松北鞋厂”仓库的一座老式三层小楼上，并有了她们自己的孩子。

一九七九年，在国家为两千多万知青制定了返城政策以后，她才回到兵团，办理了返城手续，关于她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无人追究了。这次她名正言顺地回到哈尔滨以后，以“返城知青”的身份，被安排在道里菜市场做了一名营业员。由于她的能力和勤奋，不久就当上了食品组组长；一年后又被拟升为营业部主任上报局里待批。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刚刚有了转机的刚毅、执着的女知青的人生脚步，却即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九八三年那个春天，发生在午夜里的那场震惊全省的“.1”特大火灾，把她们租住的那座早已是危楼的仓库变成了一片废墟，当年踌躇满志的女知青徐德令，跟她刚满四岁的儿子竟然极其悲惨地葬身在了那片火海之中……

政府从某监狱调集来数十名服刑人员，历经七天时间，才在数米深的瓦砾下面，找到了她和儿子几乎化为灰烬的残骸。徐德令这个倔强的青年女性，连同姓名和她往日的誓言都湮灭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