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心没肺了吗？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夕，我们每个知青都带着在各自生产队年终分配的劳动所得——我们人生的第一笔劳动收入，兴致勃勃地集体回到阔别了五个多月的哈尔滨。

我一进大院儿，首先看到的是从一群玩耍的孩子当中钻出来的小弟弟那张异常高兴的笑脸。他那年十二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他一边从脖自上摘着门钥匙，一边跑着先回去给我开门。

因为爸爸在远离市中心的平房区上班，晚上下班到家往往都得六、七点钟，赶上厂里开会、学习，到家还要更晚；二弟在一所中专学校学习，学校要求统一住宿，所以过早失去母亲的小弟弟平时要像大人一样支撑着这个家门。那时老百姓家里都没有电话，偶尔爸爸厂里有事或开会，小弟弟只好一个人坐在门口盼着爸爸早点到家，直到困得挺不住了才回到屋里，划上门钻进被窝里……

正因为这样，这会回来我见到弟弟天真而又可怜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生怕刺伤他那幼小的童心，总是尽量躲避着他那欣喜的眼神，尽管他新奇地不断向我问这问那，我也是尽量用最简捷的语言应答他。

因为在农村没有什么稀罕的东西，所以我这个大哥第一次回家也没给他带回什么好吃的，只是从提包里捧出几大把爆米花，这是我们回来之前在大锅里炒的，因为没有全都爆花，所以不少苞米粒子都炒成了“哑巴豆”儿，接着又拿出了回来前蔡队长非要让我带给家人的粘豆包……

大院儿里的邻居们见我回来了，说啥的都有。

“想家了吧？”

“累傻了吧？”

“后悔了没有哇？”……

大院儿里那个老房东的儿媳妇，四十多岁，从河北老乡上论，我从小就叫她嫂子。她是个有文化又能说会道的女人。大院儿里二十几户人家的女人有什么为难事都愿意找她拿主意。这个女人心地善良但命却很苦，哈尔滨光复那年，她跟老房东唯一的儿子结了婚，婚后不到一年，丈夫就在松花江不幸溺水身亡；不久她生下一个女儿，从此以后，就一个人带着从未见过爸爸的可怜孩子过日子；最让人们钦佩的是她一直尽心尽力地赡养着七十多岁的公婆，所以在附近一带街坊中口碑极佳，颇受尊重。

我从小就出生在这个大院儿里，可以说是在这个嫂子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我母亲生前她们相处得很好。因此，不论怎么说，我家的事情她都是有发言权的，尤其是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更是如此。

她知道我从乡下回来了，本来就反对我下乡的这个嫂子当然少不了过来问这问那，我回答的全是好事，不愿意让她用那种“预言家”的口吻指责我，然而，嫂子给我讲了几件关于小弟弟的事情，还是像刀子一样戳到了我的软肋。

“你下乡走了，小善田一个小孩子自己在家里，点火做饭连煤球炉子都拎不动，天天找小胖儿跟他俩抬。有一回他光顾着跟那几个孩子弹（玻璃）球儿，锅里的大馇子粥都熬糊锅了，你说咋吃……

“还有一回，天漆黑了，我去上厕所，见他还一个人在门口大木头上坐着呢。我问他咋不回去睡觉，他说电灯坏了，不敢在屋里待。我见他那可怜劲儿，就上对面棉花厂去找电工，结果哩，人家早回家咧，没法子，我又去敲大宝家的门，让他过来帮着看看，大宝过来看咧看，是灯泡坏咧，没别的毛病。我这才回去把俺家的灯泡拧下来给他换上了。你说，他这么个小孩子，一个人挺着个屋子，漆黑地，能不怕吗……

“反正跟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哥哥说咧也没用，你倒是上农村革命去了，这家里你可啥心也甭操咧……”

嫂子的这番数落，让我刚刚好了一些的心情又酸楚起来。十二岁，还是个生活上需要大人照顾的年龄，本该是生活上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弟弟却不得不失去孩童的许多欢乐。平时要自己洗衣服、做饭，除了上学，还要像大人一样照看着这个家。我不由地又想起了两年前妈妈临终用颤颤微微的声音嘱咐我的那句话：“往后你俩要多让着他，他小啊，才十岁呀……”此时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从眼角流下的两行热泪。我的眼圈顿时又红了，我下乡走了的确是对不起弟弟。

我没有履行母亲的嘱托，却以“牺牲小家为国家，牺牲个人为革命”的豪言壮语支撑着自己的灵魂。我常以当年抛家舍业，不顾家庭阻拦奔赴抗战前线和革命圣地延安的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一种光荣感、自豪感、支撑着我的信念，鼓舞着我的行动。此时，我不免在内心自问：我真的变得“冷血”了吗？我真的像嫂子说的那样“没心没肺”了吗？

小弟弟向我讲了一件令他骄傲的事情：他期末考试的作文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读了一遍……

我听了以后甭提有多高兴了，一把搂过他的脖子，喜悦之情竟把刚才那些伤感一扫而光，我在心里为他祝福。

当天下午，我就带着弟弟到“向阳”商店去，从我年终分配（五个多月的劳动所得）的一百八十元现金中花了四十五元钱，给他买了一台“长城”牌收音机。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收音机，可是自己家里穷，买不起，只能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听从别人家里传出来的播音员那好听的声音。这回我要让小弟弟在自己家里就能听新闻、听故事、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正月十五刚过，我们这些知青又兴致勃勃地集体返回农村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