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作为试点县，秋收之前“社教”工作队就进入了巴彦县部分公社的生产队，我们大队也在其中。从此，阶级斗争开始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工作组的工作队员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或者到贫下中农家里走访，跟社员谈心，了解阶级斗争状况，为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或者在各队知青们的配合下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纸，学文件，教唱革命歌曲……

不久，大、小队干部就一律“上楼”（即停职），开始反省、交待问题。工作队的同志则在下面各生产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给干部们“洗手”、“洗澡”（即检查反省，交代问题，）……

我们大队是县里的社教试点大队，由“哈军工”学院的一名政委郭景田同志和省“农工部”的一位副部长张少卿同志任组长、副组长，哈军工和东北林大的二十名大学生组成的工作队，在十一月末进驻了我们大队。工作队分成八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八个生产队的社教运动。

全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都是在我们知青点儿的大宿舍里召开。开会之前，我们知青和青年积极分子总是提前从房后的小学校里搬来几十条长板凳，摆放在房间里屋、外屋甚至厨房的每个角落。各生产队来开会的贫下中农在炕上、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其中多数是年青人，男男女女的热闹非凡。这时，往往总是知青们首当其冲，指挥着自己生产队的青年人活跃会场。

“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起”，随后就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嘹亮歌声，不等这边唱完，另一边又唱起来了：“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新苫地房，雪白地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里那个亮堂堂……”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也许是由于知识青年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所以平泉大队每次开大会之前总是歌声四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会场都淹没在歌声的海洋里，这跟没有知识青年下乡时开会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七、第八两个生产队因为地处“东拉拉屯儿”，没有派去知青，他们这次参加会议的几十个社员都坐在炕梢儿里，显得暮气沉沉，一个个羡慕地朝这边望着。这时他们当中往往会有某个愣小伙子冷不丁举起胳膊高喊着：“唱的好不好啊？”

他四周的小青年们立刻大声呼应着：

“好——”

“妙不妙啊？”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要——”

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他们看着我们知青活泼、大方，能说会唱，把“西拉拉屯儿”这六个生产队的文化生活搞得如此活跃。东拉拉屯的两个队长没少跟大队书记发牢骚，埋怨没给他们派知青过去。

在“社教”运动中，工作队反复教育农民要牢牢握紧贫下中农的“印把子”，时刻警惕地主、富农“反攻倒算”，不能成天只想着“两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儿以及什么“大姑娘丢了耳环子，家雀儿扑拉房檐子”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警示大家脑子里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为了牢记阶级苦，工作队还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让二队的五保户“宋瞎子”（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上台诉苦，控诉解放前本屯大地主王怀清欺压贫下中农的罪行；让四队的饲养员“张单手”讲述他十三岁给地主铡草时铡掉了一只手的悲惨经历。然而有的时候会议并不能完全收到令工作队完全满意的效果。

记得在一次忆苦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饲养员张大爷说着说着就走了板儿：“要说累，那可是真累呀，‘鸡叫为亮天’，爬起来就往地里走啊！割谷子一人拿六条大垄，你人要是不‘顶壳’儿，那可真够受啊！可话又说回来了，人家那伙食也真硬啊——忙铲忙割的时候，一天四顿饭给你送到地里，大豆腐可劲儿造……”

这时侯，工作队的副指导员钮建英同志总是迅速起身走到张大爷跟前耳语几句，张大爷这才回过味儿来，又慢慢儿地把话一点点儿地拉到该说的主题上来。

工作队为了教育农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几天以后，又在各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集体吃了一顿“忆苦饭”——从猪舍弄来了几盆糠麸，再掺上野菜熬成菜糊糊。吃得多的、吃得快的受表扬，说这些人立场坚定，虽然现在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我们每个知青都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吃过那顿苦涩难咽的忆苦饭，尽管有的都吃吐了，可是为了体验贫下中农在万恶的旧社会的生活，就是吐了，也还要坚持着再吃，唯恐给贫下中农和工作队留下一个“缺少无产阶级感情”的不良印象。

工作队反复教育贫下中农，要克服小农意识，时刻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否则就会丧失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重新回到旧社会去，“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还交待干部政策，对那些搞过“多吃多占”、瞒产私分，甚至在政治上“阶级混线儿”的大、小队干部要区别对待，认识深刻的，工作组通过了，就可以“下楼”了，可以回到贫下中农队伍中去了；认识不上去的，就继续反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和批判。就为这，不少生产队长到年终分配以后就纷纷“撂挑子”不干了，愿意选谁选谁去。他们认为给大伙儿私分点儿粮食，来“运动”的时候挨整的是自己，干这种炒豆儿大伙吃，“炸锅”一个人的事儿犯不上。所以每年年终分配一结束，“算盘响，换队长”就成了普遍规律，也成了大队和公社干部最挠头的难题。

这次不一样了，有工作队撑腰，大队党支部重新组建各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时候，往往底气比较足，按着工作队的说法：“不换思想就换人”。

“蔡武装”是第一个被工作组找去谈话帮助“洗澡”的生产队长。原来，工作组经过走访贫下中农，已经掌握了他两大主要问题。第一个是他不吸取高级社时期所犯错误的教训，去年农闲季节又派出马车到木兰县去拉脚，这显然是对错误没有认识，思想没有发生变化，这一次如果再不彻底转变思想，就不能让他再给共产党当干部了。第二个是他动用生产队的“提留”，严重违反了农村集体经济政策。

蔡队长对第一个问题早就想过，让社员多收入一点，过好一点，咋说去吧，也算不上是什么大错误。高级社的时候就说他这是带领群众走资本主义邪路，可他心里压根儿就没服过这个理儿。他捉摸着，只要不违法，凭劳动，啥道路也好，让社员生活提高了才是真格的。他这人办事本来就有“老猪腰子”，不管啥事，如果说服不了他，那他还是该咋办就咋办，用他常说的一句话说就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喇，有啥大不了的！”

第二个问题说他动用队里的提留，这他也不服气。那是当年入夏以后不久的一件事。当时眼看着快要夏锄大忙了，可是队里有几户社员家里已经没米下锅了，大人孩子成天就靠着烀土豆子，这农活一忙起来能下地吗？于是他找来队委会的人一商量，决定从生产队的提留里拿出二百斤皮粮，帮这几户社员度过了难关。可是这又引起了没捞着救济的社员的不满。这不，有的社员在工作组到家里走访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抖搂出来了。

老蔡根本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儿。心想，脚正不怕鞋歪，自己良心摆得正，他们爱咋说就咋说去吧。可是工作组却认为老蔡没有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不但没有发动群众，积极开展互助自救，反而在困难的时候挖了生产队集体经济的墙角，为少数人谋利益，这是破坏集体经济的行为。

在给蔡队长“洗澡”的大会上，他的态度总是不凉不热的，既不反对工作组上纲上线的的批评意见，也不说一句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话。所以几次洗澡他都没能过关。最后只好让他到大队去继续洗澡，进一步让全大队的干部们帮助他“洗”，经常是一洗就洗到小半夜。反正是你不承认把农民带上了资本主义邪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就别想“下楼”。最后到底是因为老蔡固执己见，不转变思想，于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终于换人了。

跟蔡队长不同的是第二生产队的队长朱景林。朱队长是负伤转业军人，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一直打到大西南，是个有功之臣。转业回家这几年一直在生产队当队长，还兼着大队党支部的委员。社教运动中群众揭发他的主要问题是“阶级混线儿”，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竟跟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

朱队长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共有四十多户人家，光姓朱的就有十几户，跟朱队长都是同一个家族，不过土改时有的被定成了富农成分。所以朱队长不论是给社员分宅基地、分园田地也好，还是上谁家吃了几顿饭、喝了几顿酒、办了几回事儿也好，都被上升到阶级路线的高度来分析；尤其是对富农子弟朱永春赌博和倒卖粮票等“投机倒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都被某些人当成朱队长“阶级混线儿”的把柄。说他被人家几盅酒灌蒙了头，“忘了本”，“站错了立场”……工作组把他的错误反映到工作队，并精辟地总结为“一上酒桌，啥话都说，酒盅一端，政策放宽”……

朱队长跟蔡队长不一样，他算是比较“识时务”的，每次“洗澡”他都非常严肃地把自己的问题“上纲上线”，甚至是痛哭流涕。

记得有一次，他在工作队召开的全大队干部会上“洗澡”时说：“……说来说去呀，就他妈一句话，我就是让这帮‘猪’（朱）给祸害了。时间长了，警惕性也不高了，‘亲不亲，线上分’也忘了，这不，屁股就坐歪了，不知不觉地就跟人家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我对不起党的培养……”

由于朱队长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所以才没像蔡队长那样折腾来折腾去的没完没了地“洗”，问题性质虽然比老蔡严重，但是不久就“下楼”了，又回到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中去了。

跟这两个队长不同的是，多数队长经过这么一折腾，都喊着“撂挑子”不干了。其中有的人是真心不想干了，有的人则错打了算盘，认为生产队里没他谁也干不了，想“拿一把”；社员里也有人想当这个队长并且背地里还搞了些小动作，但是大伙儿却信不过他，不拥护；也有过去曾经当过队长如今群众又拥护的，可他们因为有了“前车之鉴”，都生怕自己在改选队长的时候再被选上。

更有趣的是，第八生产队在队长一时选不出来、春耕生产又迫在眉睫的时候，竟采取了“抓阄”当队长的办法。

这个不知从哪个时代传留下来的抓阄妙法，其实历来一直都是队长们处理棘手问题的高招。上级拨下来“房木小票”,打算翻盖旧房子的社员要抓阄；各家分园田地要抓阄；生产队的老母猪下了羔子，打算养猪的社员还要抓阄；秋后社员分粮食、分柴禾更要抓阄。总之，生产队里许多的纷扰都会在抓阄当中得到权威的解决。

如今八队在队长“难产”的情况下，抓阄妙法竟然也派上了用场，发挥它的权威。可这毕竟是人事问题，在工作组的干预下，这种妙法迅速被禁止。这时往往工作队的意志会得到鲜明的体现。如果他们认为你行你就得干，不干也得干。他们的办法是成天成宿找你谈话，做你的思想工作，直到你接受为止。

尽管农民们天天都在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但是他们每天面对的最现实而强大的敌人却是缺少粮食，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兼顾了国家、集体利益之后轮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多少了，赶上好年头儿，人均最多只有四百斤皮粮，平均每人一天能吃上七两粮食就不错了。遇上灾年就更苦了，每口人连三百斤皮粮也分不上。所以生产队每茬新班子干到秋收分配的时候，仍旧都会遇到和前任队长相同的难题。

这些挨饿挨怕了的社员们一到打完场、会计开始做预算的时候，照样打“小算盘”儿，千方百计地怂恿队长和会计向上级隐瞒产量，少报收入。队干部谁也不能靠喝西北风儿活着，心里也不是不痒痒。但是一想事情一旦透了风，上边儿知道了，自己就要“粘包”儿，倒霉的还是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往往“脚踩两只船”。胆子大一点的往往会找个理由变着法儿地干一把，给叫苦连天的社员们多分些粮食，于是又重蹈了前任队长的覆辙；也有的队长绞尽脑汁在“哑巴牲畜”嘴里打主意，在预留的饲料粮里挤出些来填人的肚子。他们的逻辑是人吃饱了比啥都强，至于给畜力撤了料来年的生产怎么办，他们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反正不管怎么做，这些背着上级干的勾当一旦败漏，那么透露了消息的社员就成了“内奸”，成了“众矢之地”，在屯子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气候儿，让人感觉就像是这些农民都拧成一股绳儿欺骗着把他们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恩人共产党，十分令人难以理解。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重要的问题在教育农民”。尽管我们到农村来是接受农民再教育的，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者仍旧要不断地接受教育，而且这还是个长期的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