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到1994年，谢兰生的电影拍摄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1992年, 在春天的“南巡”以后, 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卖出一个《生根》版权。法国巴黎的某公司用10万英镑买走了它，文艺复兴按照合同收取了20%的中介费。谢兰生想, 即使没有莘野那份“有保证的销售协议”, bill大约也能卖出去, 感觉自己似乎少欠那个男人一点点了。这个年头外汇管制, “官方价”“市场价”不一样, 两条轨, 谢兰生把部分英镑交给几个移民家庭，对方父母把等额rmb打到兰生的账户上。

日本、法国付款以后, 谢兰生有21万美元了，当时英镑兑换美元还停留在一比二。谢兰生把投资人的20万本金先偿还了, 又按当初答应好的打给对方一半“收益”，也就是45万，自己拿着另外一半用来拍摄下部电影。做完这些分账以后, 谢兰生把欠莘野的直接打进那张visa卡, 又请祁勇说一声儿。祁勇震惊半晌，问“你们俩分手了吗”, 让谢兰生十分莫名, 支支吾吾地过去了。

同年，谢兰生又不顾禁令拍了一部《美丽的海》。录音师是那个岑晨——他从西影早辞职了，电影局也管不到他，摄影师是拍广告的, 而主演则是在香港寻求发展的台湾人。《生根》都灵拿奖以后谢兰生的资源广了，在那边拿到不少香港记者的电话号。小红小绿还是助理，也是不care电影局的。

《美丽的海》在1993年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让谢兰生非常震惊。它并没能最终获奖，但让已经花光本金的谢兰生卖了版权，而且还是同时卖了美国、英国、日本三地，赚到大约45万美元，其中美国版权是20万美元，英国版权是10万英镑，日本版权是10万美元。那个时候人民币也开始大幅地贬值，45万美元大约相当400万rmb了，谢兰生的腰间鼓鼓，虽然资金还是不好回国。

谢兰生因没有护照并未出席颁奖典礼，而且，因为再次不乖，谢兰生的8年禁令又延长了，到2001年末去了，不过他也并不在意。

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自觉自己“非常富有”的谢兰生一下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叫作《山坎》，一部叫做《黑白》。

他自己更喜欢《山坎》，觉得自己拍《山坎》时各方面的状态都好，而在《黑白》那部片里却显出了一些疲态。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个哑巴，非常美丽，然而丈夫有精神病。影片当中的男主“我”爱慕哑巴，却不明白他的“仙女”为何嫁给她的丈夫。他到后来才听说，哑巴本是别省的人，被“拐”到这个地方，她也不是天生哑巴，是被公婆用药弄哑的。她不会写字，如果也不能说话，就一辈子锁在这了，而这乡里的其他人都是支持那公婆的，男主角“我”非常犹豫。一次，那个丈夫又“犯病”时，“我”实在是冲动难忍，便把对方一把推开，第二天才猛然发现对方竟然是跌死了。丈夫死后，女主继续困在当地、抚养儿女，“我”希望帮她逃出去，却又不敢，因为那天哑巴公婆看到自己推死人了，为了不把警察招来才选择了私下解决。结尾，“我”太喜欢哑巴姑娘，还是跑去城里报警，并且自首，一排警车开进乡里，也带走了“哑巴姑娘”，男主角“我”爱的方式不是占有，是让她自由。最后，面对这一切，哑巴姑娘“告诉”警察，当时丈夫其实没死，是她抱起丈夫的头在桌角又狠狠一磕，才死了。哑巴姑娘从容走进最不自由的牢房，可对她来说，又是最自由的地方。

而之所以起名《山坎》，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某山坎上的小庄子里。影片最后，在被警察带离以前，哑巴姑娘看着那些早已麻木的乡里人，跑上山坎，注视着千万同样的庄子，想要唤醒却做不到。

出于对它的偏爱，谢兰生用它去参赛。

可他完全没有想到，刚刚换了一个主席的电影节的组委会竟然认为最后“警察”救出哑巴这个片段似乎在为政府宣传，希望兰生能改一改，最好别让“警察”出现，甚至可以直接换成《黑白》参加主竞赛单元。

谢兰生真的呆了。

他跟主席努力解释，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在故事里，哑巴姑娘真的是被当地警察带出来的。

然而主席软硬不吃，就觉得有政治宣传。

谢兰生也非常失望，两边最后吵了起来，谢兰生问：“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警察，您也认为不ok吗？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法官，是不是也不可以呢？中国哪儿就不一样了？您是不是有偏见呢？”

他们两边吵来吵去，主席最后盖棺定论：“如果不能换《黑白》来，那今年就干脆别来了。”

谢兰生也生了气了，说：“不去就不去！”

顿顿，又道：“您有偏见，您当主席的这几年我都不会再想去了！拜拜！！”

哼！

谢兰生知道，虽然说戛纳电影节选片团由10人组成，其中5人看外国片，最后电影节主席、选片主席、一名导演、一名记者、一名电影爱好者共同决定入围名单，可实际上，主席经常决定一切。主席实在不爱《山坎》，就算了。

放下电话，谢兰生也觉得好累。

他怕自己妥协多了，棱角就没了。

他听说过，电影节有政治倾向，《山坎》证明这是真的。仔细想想，戛纳电影节资金由法国国家影视中心、普罗旺斯大区政府和戛纳市政府负担，威尼斯电影节资金来自意大利文-化部，而柏林电影节资金来自联邦政府文-化部，其实都难“独善其身”，虽然，今年这新主席似乎尤其……

一边不让导演说好，一边不让导演说坏，好好地想讲讲故事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一部片子从头到尾总有“好的”也有“坏的”啊。《山坎》重点是警察吗？不是的，是哑巴，是“我”呀。

他觉得，电影这样好的东西，应该是造福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战争的武器，他可能是太天真了。人类、国家有时冲突，这个平衡究竟在哪只有时间能给答案。他们需要一点一点地向前走，注意结果，试探边界。

谢兰生也十分明白政治复杂，可他还是忍不住想：你们是否太敏感了？一部中国文艺电影究竟能有多少人看？真会因为一个故事喜欢中国、讨厌中国？警察“好”于是喜欢，警察“不好”于是讨厌？喜欢讨厌又能怎样？还有，如果有人因为电影就喜欢了或讨厌了，错的是他自己本人？还是电影导演？

电影变成这个样子，最后，一群导演讨好这边，一群导演讨好那边，好多事儿全变味儿了。

谢兰生真想不明白。

在与主席“争吵”这晚，谢兰生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xx峰会，上面众人宛如演员给观众们认真观看，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句话来：电影，是高明的政治；政治，是高明的电影。

…………

经过这样一遭子事，谢兰生也懒得再带《山坎》参加电影节了，包括一切的电影节，他可不想再次经历戛纳前的那些争吵了。

说不定，他以后都懒得去了。

反正，他还有钱，而且不少，可以再拍好几部呢。“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又把《生根》卖出10万磅，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15万美元。

决定不去电影节的谢兰生便开始带着《山坎》在中国转悠。

1994年，中国的大中城市“咖啡厅”如雨后春笋。

谢兰生想“咖啡厅”的大多顾客比较“文艺”，说不定会喜欢电影，于是他便带着《山坎》一家一家咖啡厅谈，说帮对方打造特色、吸引顾客、赢取竞争、增加利润。他说，自己可以放映电影，这样，文艺青年在他们的咖啡厅里便能看到电影院里看不到的市面上也买不到的三四部文艺电影，其中《生根》曾在都灵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美丽的海》则在戛纳一路杀进竞赛单元，而且，这些都是中国片子。谢兰生还说，如果有人想看电影，那他一坐90分钟肯定还要再点东西，再消费消费。

他说动了挺多老板。

这些老板同意兰生支个白布放映电影，用以吸引文艺青年。来咖啡馆的顾客们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自己聊就自己聊，不耽搁——谢兰生并不缺资金，给电影做了字幕。

放映效果竟然很好。

不少顾客非常喜欢，尤其是年轻女孩子。他们看的非常入迷，有些人还轻轻抽泣。

谢兰生觉得，果然，电影还是要给人看的。

他最开始就只想拍，一切源于创作冲动。可这几年下来以后谢兰生又不满足了。

电影何其有魅力。他不希望他的电影只有欧美人能看到，他还希望他的片子能被中国人也看到，后者意义才更加大。

往小了说，谢兰生想受到肯定、受到赞扬，往大了说，也是为了影片中的人和影片外的人。影片中人受到关注从而渐渐走出困境，影片外的得到思考、得到改变、得到成长。谢兰生一直认为，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并不是权也不是钱，而是内心不断成长。

可咖啡厅毕竟不是专门用来放电影的，在被人看到的同时谢兰生也非常辛苦。

谢兰生必须根据实际状况进行调整，于是最后有的幕布高有的幕布低，有的幕布大有的幕布小。一些合作咖啡厅的窗子太大光线太亮，谢兰生还必须去遮。

让谢兰生最无奈的是咖啡厅开有天窗。

这个时候，他就必须爬上梯子用大纸板去遮天窗。

用大纸板去遮天窗一定要用两只手，一只手盖、一只手贴，谢兰生每一回在梯子上都颤悠悠的。

一次，因为那家咖啡厅的大玻璃窗特别高，他只有站在梯子最高的一级上才能遮到。

谢兰生的脚踝发抖，然而他却坚持着，按住纸板，遮住光线，只为了给咖啡厅的四五个人看他的电影。

他没厂标。既然中国不给公映，那可以在咖啡厅里给几个人看也是好的。

然而，就在谢兰生贴最后一块透明胶时，一个孩子竟然抬腿对着梯子猛地一踹！想看他跌下去！

如那孩子所愿，在即将大功告成时，谢兰生真跌下去了。

他怕伤到内脏器官，在落地时用右腿在地砖上面撑了一下，可虽然立刻用手扶住地，谢兰生却还是听到腿上传来“咔”的一声！与此同时小腿剧痛！

他当时就跌在地上，抱住右腿，大口大口地直抽凉气。他捂住了变形的腿，只觉自己像一条狗，在地上爬，在地上滚，还听到孩子咯咯的笑。

那孩子的爸爸妈妈把谢兰生送到医院，拍过x光片后，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大骨小骨全都折了。

谢兰生在那家医院做了手术、打了钢钉，医生说腿可以恢复但必须要卧床三月，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

当麻药劲儿过了以后，谢兰生疼到睡不着觉。

他不明白，他只想给四五个人看看自己拍的电影而已，为什么还骨折了呢？

想让大家看看他拍的电影，怎么就这么难呢？

他不敢让父母知道，怕李井柔说他活该，他也不能告诉朋友——张世杰王忠敏他们同样不会明白他的，而且，毕竟朋友只是朋友，总归隔着一层东西，大家都忙，没办法把众多朋友中的一个看的如同自己本身一般重要。

就在那个时候，谢兰生收到了曾经战友孙凤毛发给他的消息。

他们两个在都灵对“环球影业”改结局的要求做了不同回应（第28章），之后关系变淡了些，不过联系也一直有。

谢兰生把摩托罗拉的bp机给按亮了，见孙凤毛连发几条。

一条是：【我后悔了。】

另一条是：【《玩耍》砸了。】

谢兰生：“……”

在孙凤毛发消息前他已经听bill说了。《玩耍》为美国版重新拍了一个结局，从“主角孩童在大雨天奔跑出去却惨遭车祸”改成了“孩子父母幡然悔悟一家重新其乐融融”，然而，孙凤毛没想到的是，美国版在改结局后竟被定成儿童影片，环球影业带着《玩耍》参加在boston的电影节，可组委会却让《玩耍》入围了“儿童片单元”，最终，文艺影院都没购买，美国票房惨淡，而欧洲的销售公司看到以后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宣传《玩耍》，而是选择宣传别的了，《玩耍》被扔进仓库。

《玩耍》因为更改结局竟遭遇了全球溃败。

而谢兰生的《生根》则在文艺影院颇受好评。

“……”谢兰生把bp机放下，暂时不想回孙凤毛，再次想到那个男人。

他想起来，莘野曾经对他说过“会后悔的，那什么毛”“为了迎合市场改掉自己最大的特色，把自己的产品变成庸庸碌碌的东西，他总有天会后悔的。”

莘野再次是说中了，和以往一样。

在黑夜中，谢兰生小腿的剧痛再次袭来。

他不能对父母说疼，也不好对朋友们说，他在医院病床上面首次感受如此孤寂。

谢兰生因独自住院而放肆地回忆莘野，他仰躺在枕头上面，想着那个唯一对他说过“爱”也说过“心疼”的人，也不知道是因为疼，还是因为什么，两滴泪就顺着眼角滑下去，他叫：“莘野，我疼……”

空荡荡的病房里面没有回答。

谢兰生想，反正莘野也不知道，他怎么样都可以，于是双手揪着床单，望着天花板，一声儿又一声儿地唤：“莘野，我疼……”

作者有话要说：　　大章没太大的起来……

张艺谋在1999年参加戛纳时曾被要求用《我的父亲母亲》代替《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认为后者宣传政治，张艺谋跟戛纳掰了，一个片子都没有送，但是，也有些人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真的不大喜欢提zz，但90年代独立电影这又根本绕不过去，电影局的态度，电影节的态度，幸好后面就没啥了！

这篇文太jb难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