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成立前后，政局还没有稳定，有关禁烟的法律、法规无法执行。革命初期，清朝的统治瓦解，不能够再有效施实清政府所制定的有关禁烟的法律、法规，而另一方面，革命政权不稳，并忙于军务，无暇顾及禁烟事务。这样，原本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执行，几成空文。

而这些日子烟价暴涨，引诱着鸦片的种植与贩卖。满清政府禁烟卓有成效，各省鸦片种植几乎绝迹，存土也被强行运出省外，洋药进口逐年递减，因此，随着市场上鸦片的锐减，鸦片价格暴涨。

禁烟机构在清末禁烟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禁烟机构的系统性、普遍性、官民合作性，使其成为维持禁烟运动顺利开展的一项特殊力量。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整个禁烟机构系统瘫痪，无法正常运转。

因此，其所从事的各项禁烟活动也随之而停止。这样，就失去了维持禁烟运动继续前进的一大动力。

再加上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地方顽固势力，政治上的反对派等推波助澜，南京政府不得不正视禁绝鸦片这个问题。

不仅要禁止洋鸦片进入中国，而且要在中国彻底根除鸦片的种植与贩卖，禁止吸食鸦片，得罪的人可不少，李秉衡在这个时刻把自己推到了火上，让许多人为之敬服。

袁世凯北洋集团有列强的支持，又拉拢了一大批立宪派人士，加上革命党中反对李秉衡的那派人也开始与袁世凯暗中往来，李秉衡内阁的形势并不乐观。

即便如此，李秉衡还是坚定了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阻力再大也要迎难而上，反对禁绝鸦片的人都是毒瘤，必须要彻底根除，为此，他不在乎这些人跳出来支持反对派。

反对派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正因为有他们跳出来，才能一次性收拾他们，以绝后患。

“还有谁想要跳出来反对我的，都跳出来，省得我以后下手，忒嫌烦。鸦片是要禁的，赌与娼也是要严管的，我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人我就不该坐在这个位置上。”

随着同盟会内部不断出现对李秉衡内阁的反对声音，李秉衡终于出离愤怒了，如今国难当头，国家百废待兴正是图发展的时候，这些人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出卖国家。

怪不得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糟粕部分仍然在祸害中国。

既然你们如此没有人性，那就怪不得我了。

李秉衡对有些人已经下了杀心，之前他还尽量忍让，以大局为重，想不到有些人步步进逼，得寸进尺，实在是欺人太甚。

他穿越前曾经读过民国时一些要人的传记，清晰的记得胡汉民与谭延闿等人曾经这样谈过：要不是清廷取消科考，那我们怎么会都坐在这里。

意思是如果清廷没有取消他们取得晋身的途径，那他们也不会革命，不会造反，归根结底，他们这些旧文化出身的人如果没有了科举这条路，那么书便白读了，当然要反对政府。

民国政府比满清政府好不了多少，同样要面对这些问题，旧势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李秉衡巧妙的利用严峻的外部形势，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便通过了大规模扩军，使得旧军队上面的隐患被消除了大半，虽然在淘汰旧军以及安置旧军人上面花了不少钱，但是对于稳定是有莫大好处的。

他也安排了大量的岗位给旧文化出身的人士，但是深层次的矛盾使得这种缓和根本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旧文人太多了，尤其是投身革命的旧文人，他们抱着推翻满清为自己搏一把的目的，结果在李秉衡这里撞破了头，他们也是革命元勋，凭什么一无所获。

反对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甚至孙中山等人都无可奈何，在现实的利益面前，革命大义也好，精神思想也好，都是苍白的。

“光华，改组同盟会吧，如今时局如此，再不应对，只怕难以收拾。北方袁世凯卖国集团穷凶极恶，我们这里又一片反对声音，如之奈何？”

之前反对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终于松口，站到了李秉衡这一边，胡汉民与汪精卫等人纷纷站出来旗帜鲜明的要求李内阁倒台，让他无法再保持沉默。

黄兴也长叹一声，摇头说道：“光华之政见虽不大与我契合，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且现在也没人能做的比光华更好，何必要闹到无法收场？”

“这事我也无可奈何了，武汉那批人我本来就驾驭不住，同盟会内部以及附属党派不再是能以革命大义打动的，他们是要政权。”

“只要我们两个站出来支持光华，那他们准备如何？转投袁世凯那方？如此一来，这些人我看了都要作呕，不再是革命同志，光华用何种手段对付他们，我也不在乎了。”

黄兴对于李秉衡执政后的各项措施以及政绩相当满意，对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同盟会青年一代精英率先挑起内部斗争感到非常反感，这不是政见不合，而是在夺取权力，彻彻底底的充满腐臭的政客，自私自利的政客。

他们从来就不会将国家民族放在心上，这样的人一旦在政坛得势，对国家民族的破坏可想而知。

黄兴深深的明白这一点，他对改组同盟会并不支持，“我们两个不带头起来闹，他们翻腾不起什么浪来。改组同盟会，要怎么改，万一不慎，让袁世凯的共和党取胜，那么岂不前功尽弃？”

孙中山怒声道：“那又怎样？如今我们被逼上了梁山，就要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上一场，立宪派支持的共和党也好，革命党派中的反对党派也好，不趁现在一鼓作气打败他们，更待何时？更何况，袁世凯不是借口实行政党政治乃是南北统一之先决么？那就改组同盟会，明年大选，看谁胜谁负，否则，老是这么吵闹不休，南北不能统一，国家如何发展强大？”

目前有一批革命党人致力于建立除了同盟会与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大党，包含了部分立宪派人、同盟会右派也就是胡汉民与汪精卫等人所属那派、其他革命党派，也糅合了一部分的旧官僚旧势力，他们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如果孙中山与黄兴旗帜鲜明地站在李秉衡这一边，那么这股力量就要分裂，部分铁杆分子要么转投袁世凯，要么选择李秉衡，第三条路则是放弃从政。

胡汉民与汪精卫等在一干同盟会元老的支持下，选择了反对李内阁这条路，他们的上策是推出孙中山或者黄兴来与李秉衡打对台戏。

这样一来，很有可能会在大选中击败李秉衡那方，原因便是李内阁的执政得罪了许多势力，而南京政府的基础已经有了，能够拉拢各方势力不为袁世凯所用，更何况借着反对李秉衡这杆大旗，能够聚拢一大批人。

孙中山也看出了其中的玄机，所以断然要求改组同盟会。

黄兴却顾虑改组同盟会有可能导致目前的政党联盟垮台，许多的反对派与中间派投向袁世凯的怀抱。

李秉衡一直都认为治南华易，治中国难，所以对目前的乱局也无法面面俱到，考虑再三，还是认真说道：“同盟会必须改组，而且非改不可，而且要尽快改，抓紧时间应对明年的大选。”

三人有意识的将南华问题排除在外，袁世凯居心狠毒，同盟会改组，必然要涉及到光复会的问题，南华目前内阁有大半是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也就是说，同盟会的改组不仅面临理清与光复会的关系，也关系到南华的政体。

“袁世凯想逼我们实行政党政治，分裂同盟会与光复会以及其他党派的政党大联盟，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如愿。我建议同盟会改组不仅是精简剥离，而是要建立新政党。”

听说要建立新政党，孙中山与黄兴都吓了一跳，“不可不可，光华不可贸然行事，建立新政党兹事体大，还得三思，更何况，成立新政党，各方阻力更大，联盟政党以及内部反对派更加有理由脱离同盟会，到时候可出了大乱子。”

这话倒是确实，目前的确是两难的格局，建立新政党有可能会损害到原来政党的根基，但是光是简单的改组，又达不到预定效果。

李秉衡早就想改组同盟会，并且将其从旧范畴脱离出来，给与它新的生命力，如今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孙中山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这是在推翻原来的纲领，提出新的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更何况同盟会组织松散，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

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

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

目前投靠袁世凯的共进会以及支持李秉衡的那派中部同盟会都是同盟会组织不稳固的产物，尤其是主张发动长江流域起义的共进会，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

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民国政府成立前后更加无力。

幸好孙中山与黄兴断然决定联合李秉衡，统合同盟会最主要的三个派别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将中部同盟会与右派同盟会的矛盾暂时忽略，这才有了中华民国，这才有了李秉衡内阁。

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加上袁世凯的利用与推动，立宪派与共进会的率先发难，民国的政局更加的复杂与混乱。

“在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新政党，可以忽略同盟会中各个分会的关系，跳过之前的矛盾，整合同盟会以及友好党派的力量，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政坛，正当其时。”

“组织松散，思想不统一，这样的政党没有战斗力，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真正政党，即便暂时处于劣势，也能凭借强大的生命力壮大起来，更何况，我们目前还拥有政权。”

不错，我们还拥有政权，这是目前李秉衡等人最大的优势。

李秉衡望向黄兴，他是拒绝个人独裁的组织的，所以他担心黄兴会拒绝他的提议，因为这样一来，新的政党党魁只能是李秉衡。

黄兴却出乎意料的点头道：“如今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如此，也罢，我们就搏上一搏。”

孙中山见黄兴同意，也选择附议，在这个关键时刻，唯有抛去个人的荣誉，才能使得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实现。

李秉衡的目的达到，不禁长舒一口气，

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之前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

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彻底结束满清遗留下来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

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它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一个新的政党迫切的需要诞生，袁世凯处心积虑，却没有想到这正是李秉衡所需要的。

所谓的同盟会右派其实虚伪无比，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 —— 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

列强其实早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

而袁世凯为首的汉族封建势力更是卖国彻底，完全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更是革命党人的大敌。

反对派居然与袁世凯勾结，实在是李秉衡无法容忍的，这更加坚定了巩固强权统治的决心，中国的政治还没有到开放的民主共和环境，不需要完全的民主共和。

李秉衡致力于彻底根除满清的专制统治影响，也就是彻底打倒旧势力，以及与列强面对面的抗争，却被袁世凯与反对派加以攻击，实在是无法容忍。

共和党也好，站到李秉衡对立面的共进会也好，都迫不及待的提出了“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以此来讨好列强，实在是无耻至极。

列强和袁世凯的勾结，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

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 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屈服。

南北议和开始不久，即便立宪派领袖人物张謇投入了李秉衡麾下，依然有部分立宪派人提出了取消革命党，后来又附和袁世凯，提出实行政党政治。

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李秉衡看得相当透彻，所以他不断地在分化大资产阶级，着重扶持民族资产阶级。

立宪派的力量被分化到了最大，随着张謇的投效，以及李秉衡在经济上的大手笔，使得立宪派同样分裂为两部分。

李秉衡的担忧来自革命党内部，汪精卫、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革命党中投降派妥协派占了多数，要不是李秉衡断然出手，只怕形势难料。

他清楚现时的中国没有人会提出也没有人愿意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所以这样的革命终究还是要失败，终究还是要被历史淘汰。

他选择出手，选择执政，选择直面反帝反封建，也只有他有这样的胆量与魄力。(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