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太子丹自己看来，目前燕国的富强和扩张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但在朝臣和大王喜的眼中，太子丹的战功和成就可说是巨大和辉煌。这对于太子丹推动燕国的全面变革并走向兴盛无疑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但毕竟他还仅仅是太子，未来的燕王，是国家的储君而不是最高的领袖。

欲推行自己的所思，还须依托父王的大力支持和充分的信任。

幸好燕王喜虽然不是英明之主，却有一个优点：敢于任用。

似乎这也是昭王以降各代燕王的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当然结果有好有坏：昭王对苏秦、对乐毅的无限信任，苏秦乃为燕国死间，乐毅则为燕国报了灭国之恨，占了齐国大半之地。而燕王对公孙操的宠信，则导致了燕王的杀身大祸，燕王喜对栗腹、剧辛的顽固宠信，则导致了对赵的两次惨败。

太子丹避居在外郡镇守，以不直接干预政事和维护父王权威，获得了大王喜对于太子丹执掌诸侯和战大权的全力支持。父子无间的配合，当然是燕国取得目前成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原本就父子情深，加上太子丹在权力的运用和行事上颇知分寸，内有郦生、范增等人善加调护，燕王喜对于太子丹，无论是父子的角度，还是从王位传承来讲，都是非常欣赏和满意的。

有此为基，加上前期变革的成效，要说服父王难度并不大。

在朝廷大议之前，父子之间，太子丹先将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和说明。

首先是治国之道，须参用儒法两道，兼容百家之说。

儒家之道，以仁义为基，叙礼制而重忠义，求之于人心之内，利于守成。法家之术，以刑罚为基，申法制而重利弊，齐至于人身之外，利于攻取。故号令百官，攻伐征战，多用法家之术。抚育庶民，合和诸部，宜采儒家之长。

从目前而论，原本五郡之外，大漠南北皆是原东胡、匈奴之民，两年而取，如今都已归附燕国，但要想彻底取得草原部民对燕国的认可，必须用华夏之邦的教化礼仪，将诸部之民，从文化习俗、生活状态、道德理念彻底给予通化。

通化，不是对旧有的全面抛弃，也同时是对诸胡文明因素的吸取，进而形成一种从中原农耕文明为根基，融合诸胡特点，适应一个更为广大的地区和庶民的华夏新文明。

文明最重要的两个基点，当然是文字和语言。燕国的语言，也是属于中原地区通用的雅语，至于诸胡和匈奴各部，则因其发源不同，彼此虽然混为一国或两国，但语言则大相径庭，莫说和中原不同，就是各部之间也很不一致，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差别在，诸胡不断的分裂和兴起也就顺理成章了，故要融合诸部，在漠北以及将来所有新得之地，除了采取各种政治和军事措施进行治理和稳定以外，就一定要大力推行雅语。

诸胡并无文字，只要语言诸步统一，其原有的历史和文化自然消亡也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文字的同步进入，不但将使雅语确定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更将借此形成中原文化的全面占领和统一。

语言和文化的统一和进入，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选各部贵族子弟，入武阳和蓟城各官学学习，在雅语雅言的环境下，从年幼之时，就给这些世袭的统治和管理阶层，打下中原文明的烙印。

其二是民众日常生活、生产当中的交流，如今各部千户、百户，甚至在一些帐长当中，多为燕军有功将士落户在彼，作为管理者，他们本身就是最好的示范和教师，而且由于在政治上处于比较高的地位，各部之民，尤其是年轻的部民，自然有向他们靠拢的动力和需要。

其三是对于诸部豪杰和具备影响的人物，则可采取重用调离的方式，将其家族迁入内地，隔断他们与本部的日常联系，彻底融入到周围燕民上层环境当中，相互通婚通化。同时像以秦军降卒婚配胡族妇女，养育胡族遗孤，则更是促进各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其四是给诸部之人开辟同等的上升通道。诸部之民能否融入燕国，成为华夏一份子，不但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的事情，更是国家是否敞开胸怀接纳的问题。原本中原各诸侯在壮大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融合戎狄各部的过程，像晋国的狐偃等人就是白狄出身，至于赵国的中山，更是原来的白狄鲜虞所建。如今还不是已经和赵燕之民毫无二致？至于燕国的辽西、右北平、辽东各郡，其民亦多由山戎渐变而来。

只是原本中原诸侯在融合时，彼此之间生活状态差异不大。但目前燕国所面临的东胡和匈奴各部，其所在天气苦寒，土地贫瘠，不利农耕，更适合游牧，但这个不应成为文化一统和政治一统的障碍，既然各部归顺燕国，则在选拔任用等方面，对于诸部之人，不但不偏不倚，更要多给机会，让其早些进入燕国的政治体系，享受这个政治体系的诸多待遇，并自动归化为这一体系的一份子和执行者。

其五是调用国家之力，以国家意志，在诸部强行推行礼仪和文化的教育，这个可选拔各门各派学者，以其为国家低级官吏，深入诸部万户，千户，为普通部民开办随牧之学，进行文字和语言的初步培训和教育。同时太子丹专门强调，正是因诸部和中原不同，所以宗室贵臣子弟在成年之后，必须进入北边各万户游历教学两年，一是磨练宗室子弟，让宗室子弟在和诸部之民交往接触当中，熟悉国土之情，体谅庶众之艰，知道边疆之难，免得宗室子弟初出学门，还不知实务，就开始坐享国家封赏和俸禄，进而成为国家的累赘。

以上各种举措，虽然着重于语言、文化的传输，但在生活习俗上，也会产生很强的示范和交流效应。但生活习俗的通化和统一，可不像文字和语言一样，是从中原向草原的单向传输，而是一种双向的交流。

比如服饰，中原深衣大裳，峨冠博带，或则以麻，或者以丝，而草原之上，披发左衽，着皮毛，衣褐裘。既有文化的不同，更是因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强行一统于燕国现有之制，一来没必要，二来也会给草原之民日常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的不便，况且天气苦寒，卧冰睡雪之际，皮毛之用当远大于丝绸之美。故太子丹向父王喜建议，胡服式样，虽不如华夏衣裳之雍容博雅，但胜在贴身轻便，当以巧工匠人，采胡服式样，以中原衣料之精美，创制燕国新式衣冠，与深衣大裳共同行之，祭祀盛典，以华夏衣冠为主，日常生活起居，可行新式衣冠。

如此颁行国内，不但国内衣冠可渐为一致，而且胡服轻便，更利于劳作征战和操训，而草原之民如见新式衣冠，与往日所用，大都相同，而精美过之，自然更为喜用。

说到衣冠服饰，太子丹又想起了诸般礼仪。

现今华夏诸侯礼仪，大同小异，但其基础，乃是根据所用起卧器物而来，比如谈话、饮宴当中的诸般礼节。都很符合现用席地而坐的方式。如今自己的太师椅，太子椅在权贵当中大行其道，却仍是私人场合所用，不能登堂入室，就是和礼仪多有不合。太子丹以为，崇尚礼仪，并不是按照过去的礼仪一丝不便的永不更改，而是要因地制宜，因物制宜，以敬崇为根本，集合礼仪大家，参照目下之礼，确定采用高脚起坐之具和胡服式样之后的各项仪式、礼节，颁行全国，并告之诸侯。如此不但可以方便推广高脚桌椅和胡服的应用，更让燕国占据推行礼制的一个新高点。

像这些仪式礼节，本身就是文化的符号表现，一个完整的新仪式礼节的诞生，本身就是文化的进步和变迁，而在草原诸部的推广，则会直接推动草原民俗和日常生活态势的变化。

当然，民族和日常生活态势的变化，还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草原之上，并不出产五谷桑麻，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在中原，可能有的人连五谷也吃不饱，更遑论吃肉，但在草原，再穷的人也是吃肉喝奶，但要吃到五谷，则是非达官贵人不可，自然条件没法改，出产就是相对的固定，要想改变生活状态，那就要促进商贸。

商贸为南北之地沟通有无，因为有了来自大草原的牛马，中原庶民可以依靠牛耕，大大的提高生产的效率，可以种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五谷粮草。不但自己能吃的饱，还让国家府库充盈，而牛羊的可食牲畜的大量引进，还会增加庶民口中肉食的资源量，让庶民更加的强壮和结实，更好的为国家效力。

而草原之人，通过交换，则能获得大量的五谷丝绸食盐铁骑之类的享受或食用之物，就会改变一些自己的饮食习惯，同时适当的储备五谷粮食，又能增加草原部族对风雪灾害的抗御能力，进而让草原生活状态产生一定的改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