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之争，礼制对思想领域的统治，都是帝王权术的一部分，所以发到《权术》这边，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是小江参加ＳＯ历史征文的投稿，大赛已经结束了，所以不存在虾米投票之类的问题，就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还有一些类似的历史短篇，暂时没想好是单独开一篇文，还是就发在这边，大家有虾米意见，可以留言。

―――――――――――――――――――――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中国的历史会如何？恐怕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可如果没有礼制，儒家思想会不会产生？恐怕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武王病逝后，周公先后辅佐成王、康王，创造了周代的太平盛世，史称成康之制。但对于周公而言，这算不上最大的一笔政绩。

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英雄无数，才俊辈出，有无数风云一时的人物。这些人里，有的人如流星，虽然照亮了他所在的时代，但却转瞬即逝；可有的人却如恒星，不仅照亮了自己所在的时代，更照亮了以后的时代。

周公便是后一种人，他对历史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制定了“礼”。

礼究竟是什么？无数学者给出了不同或相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

周本是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因为商王朝的没落，其为周所取代，这也奠定了周作为新的宗主国的地位。可是新的问题摆在了周王朝统治者面前，那就是如何驾驭如此庞大的帝国。

远在周王朝时代，还是所谓的奴隶社会，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因此如何治理这样庞大的国家，是摆在周王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

周王朝统治者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封，这个办法也为往后的封建统治者所借鉴。周王朝统治者分封了大量王室子弟作为地方诸侯国的统治者，无形增加了王室的势力，有名的典故“桐叶分封”就是产生于此。

可纵使如此，也不能保证这些宗室子弟不会叛乱，更遑论还有大量的异姓诸侯国，姜子牙就被封到“齐”作诸侯王，那么如何保证这些人不再叛乱呢？还有该如何让天下人都服从周的统治呢？

周公想出了一个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从思想上对天下人进行改造——让天下人都认为周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是无需证明的公理。

周礼就应运而生了，周礼是周公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加上周朝原有的礼制，制订出来的一套行为规范。

周礼的核心是“尊尊”、“亲亲”，写到这里，我不由感叹汉语构词的奇妙，一模一样的字，却是两个词性，两个意思。在这里，第一个“尊”和“亲”是动词，第二个“尊”和“亲”是名词，而正是这两个词概括了中国伦理的全部——尊卑长幼。它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在社会这个大的范畴里，要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周天子作为最尊贵的人，应该得到全天下人的尊敬与服从；另一个是在家庭的范畴里，要尊敬长辈，兄友弟恭，父权得到了确认，而周天子作为天下人的君父，更应该得到天下人的尊敬。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确立了周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历史竟有着这样惊人的巧合，公元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覆灭，标志着欧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日耳曼蛮族开始了对欧洲的统治，可因为日耳曼蛮族当时的文明程度并不高，如何统治欧洲这片土地，令他们束手无策。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基督教的势力，从思想上对人民进行统治，也拉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前，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帝国，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与教会联手。要知道，在这之前基督教一度被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认为是非法的。

中国的政治家却早在欧洲政治家几个世纪之前，就认识到了思想统治的重要。

周公正是通过“礼制”加强了周王朝的统治，同时赋予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礼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被确立了下来。

而礼制后来又为儒家思想所吸纳，成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绵延了两千年之久，对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礼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命运也是起落沉浮。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身死国亡，西周覆灭。周王朝被迫迁都，史称东周。

这正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时代的序幕，春秋战国时代到来了。用儒家史学家的话来形容这段历史，那就是“礼崩乐坏”。在这个时代里，礼制已经丧失了它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各种学术思想泛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时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权力，成为了一件华丽的摆设。诸侯国间弱肉强食，征战不断，礼制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吸收了礼制的内容，孔子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可似乎列国的统治者并不买他的帐，这无异于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礼制的没落。

而地处西部边陲的秦王朝，却在这纷乱的时代逐渐强大起来。商鞅携带着法家著名人物李悝的著作《法经》来到了秦国，为秦王朝的强大奠定了基石。随后法家人物中较为著名的李斯、韩非都纷纷来到了秦国。秦国借助法家思想，迅速强大起来，终于一统天下。

但是法家的思想真是治国良方吗？短命的秦王朝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不可否认的是，秦王朝覆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最为重要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古代的“法治”和今天的“法治”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法家思想中赋予了法律极高的地位，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一准于法”，以法来治国。可是现实中的“人治”无异于极大削弱了法的功效，皇帝的权力凌驾于法之上，而皇帝的权力却没有任何东西加以约束。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盛极必衰，当皇帝的权力扩张到无限的时候，平衡被打破了，其后果是极其可怕的。秦始皇、秦二世的权力可谓登峰造极，可其带来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法也有它自身的弱点，法是刚性的。当时六国刚刚统一，不顾各国间的差异，推行法治，丝毫没有考虑到法在各国实际的实行情况，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秦落下了“严刑峻法”的恶名。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西汉建立，汉初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无为”真的是治理国家的法宝吗？当然不是。

如果没有“法”，社会必将陷入混乱。可单纯的依靠“法”，又不符合当时的国情。

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出于对劳动力的考量，形成了中国人极度重视家族，家族观念重。因此，如何把每个人团结在家族周围，再把家族团结在国家周围，是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尊尊”、“亲亲”又被统治者抬到了桌面上来，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正统的儒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和秦始皇是一样的暴君，仔细推敲起来，可谓言之有理。但是在北宋大儒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却有这样的评语“其所以异于始皇者无几矣”，“孝武能尊先王之道，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而班固更是直接了当的指出汉武帝“绍周后”。以上足见“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汉祚灭亡，中国陷入了三国混战的局面，而此时礼制又一次丧失了它的作用。

而到了西晋一统天下，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倡导礼制。当时的名士嵇康等人故意与司马炎唱反调，司马炎处死了嵇康。很多人为嵇康惋惜，但我素来对所谓的魏晋名士没有好感，不识时务，岂不是庸人的作为？

写到这里，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每到乱世，礼制的作用就会大大折扣。

仔细想来，却也没什么奇怪。礼制是皇帝用来要别人向他效忠，维护自己统治的法宝，治世中自是大大的有用。可乱世中，人人想做皇帝，强者胜。这与礼制所倡导的理念不符，礼制自然也就没用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的就是明朝，为什么要提明朝？因为我在前面写秦王朝时提过当君权扩张到极致的时候，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大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废除了丞相，设立了内阁；成立都督府与建卫制度，分化了兵权，以至于在明朝要想调动一兵一卒，都要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可参见吴晗所著《朱元璋传》）。皇权得到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变得更大了。既然如此，那明朝为何会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呢？

这就是“礼制”的作用。朱元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赋予了“礼制”极高的地位，“礼制”在明朝被抬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黄仁宇先生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里，讲述了一场君臣间的斗争。当然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是宪政问题。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君权”和“礼制”的斗争，正如西方中世纪后期“王权”和“教权”之战。

事情的经过如下：万历要确立皇位继承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太子。可是因为万历皇后无子，这就造成了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皇长子常洛，生母王氏；一位是皇三子常洵，生母郑氏。

大臣们依据礼制上的规定“立子以长不以贤”，要拥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而万历则因为宠爱皇三子常洵的生母郑氏，要立常洵为太子。君臣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斗法。

最终，大臣们获得了胜利，皇长子常洛被立为太子。

但这不是大臣们的胜利，而是“礼制”的胜利。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上，还有“礼制”的存在。帝王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也要服从“礼制”，进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也是明王朝较秦王朝延续的时间更长的秘密。

周公制礼，一件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到处都有礼制的身影。没有礼制，没有儒家思想，中国的历史又会如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