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流光溢彩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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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之争,礼制对思想领域的统治,都是帝王权术的一部分,所以发到《权术》这边,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是小江参加SO历史征文的投稿,大赛已经结束了,所以不存在虾米投票之类的问题,就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还有一些类似的历史短篇,暂时没想好是单独开一篇文,还是就发在这边,大家有虾米意见,可以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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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中国的历史会如何?恐怕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可如果没有礼制,儒家思想会不会产生?恐怕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武王病逝后,周公先后辅佐成王、康王,创造了周代的太平盛世,史称成康之制。但对于周公而言,这算不上最大的一笔政绩。

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英雄无数,才俊辈出,有无数风云一时的人物。这些人里,有的人如流星,虽然照亮了他所在的时代,但却转瞬即逝;可有的人却如恒星,不仅照亮了自己所在的时代,更照亮了以后的时代。

周公便是后一种人,他对历史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制定了“礼”。

礼究竟是什么?无数学者给出了不同或相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

周本是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因为商王朝的没落,其为周所取代,这也奠定了周作为新的宗主国的地位。可是新的问题摆在了周王朝统治者面前,那就是如何驾驭如此庞大的帝国。

远在周王朝时代,还是所谓的奴隶社会,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因此如何治理这样庞大的国家,是摆在周王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

周王朝统治者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封,这个办法也为往后的封建统治者所借鉴。周王朝统治者分封了大量王室子弟作为地方诸侯国的统治者,无形增加了王室的势力,有名的典故“桐叶分封”就是产生于此。

可纵使如此,也不能保证这些宗室子弟不会叛乱,更遑论还有大量的异姓诸侯国,姜子牙就被封到“齐”作诸侯王,那么如何保证这些人不再叛乱呢?还有该如何让天下人都服从周的统治呢?

周公想出了一个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从思想上对天下人进行改造——让天下人都认为周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是无需证明的公理。

周礼就应运而生了,周礼是周公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加上周朝原有的礼制,制订出来的一套行为规范。

周礼的核心是“尊尊”、“亲亲”,写到这里,我不由感叹汉语构词的奇妙,一模一样的字,却是两个词性,两个意思。在这里,第一个“尊”和“亲”是动词,第二个“尊”和“亲”是名词,而正是这两个词概括了中国伦理的全部——尊卑长幼。它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在社会这个大的范畴里,要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周天子作为最尊贵的人,应该得到全天下人的尊敬与服从;另一个是在家庭的范畴里,要尊敬长辈,兄友弟恭,父权得到了确认,而周天子作为天下人的君父,更应该得到天下人的尊敬。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确立了周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历史竟有着这样惊人的巧合,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标志着欧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日耳曼蛮族开始了对欧洲的统治,可因为日耳曼蛮族当时的文明程度并不高,如何统治欧洲这片土地,令他们束手无策。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基督教的势力,从思想上对人民进行统治,也拉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前,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帝国,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与教会联手。要知道,在这之前基督教一度被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认为是非法的。

中国的政治家却早在欧洲政治家几个世纪之前,就认识到了思想统治的重要。

周公正是通过“礼制”加强了周王朝的统治,同时赋予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礼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被确立了下来。

而礼制后来又为儒家思想所吸纳,成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绵延了两千年之久,对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礼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命运也是起落沉浮。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身死国亡,西周覆灭。周王朝被迫迁都,史称东周。

这正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时代的序幕,春秋战国时代到来了。用儒家史学家的话来形容这段历史,那就是“礼崩乐坏”。在这个时代里,礼制已经丧失了它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各种学术思想泛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时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权力,成为了一件华丽的摆设。诸侯国间弱肉强食,征战不断,礼制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吸收了礼制的内容,孔子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可似乎列国的统治者并不买他的帐,这无异于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礼制的没落。

而地处西部边陲的秦王朝,却在这纷乱的时代逐渐强大起来。商鞅携带着法家著名人物李悝的著作《法经》来到了秦国,为秦王朝的强大奠定了基石。随后法家人物中较为著名的李斯、韩非都纷纷来到了秦国。秦国借助法家思想,迅速强大起来,终于一统天下。

但是法家的思想真是治国良方吗?短命的秦王朝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不可否认的是,秦王朝覆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最为重要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古代的“法治”和今天的“法治”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法家思想中赋予了法律极高的地位,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一准于法”,以法来治国。可是现实中的“人治”无异于极大削弱了法的功效,皇帝的权力凌驾于法之上,而皇帝的权力却没有任何东西加以约束。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盛极必衰,当皇帝的权力扩张到无限的时候,平衡被打破了,其后果是极其可怕的。秦始皇、秦二世的权力可谓登峰造极,可其带来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法也有它自身的弱点,法是刚性的。当时六国刚刚统一,不顾各国间的差异,推行法治,丝毫没有考虑到法在各国实际的实行情况,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秦落下了“严刑峻法”的恶名。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西汉建立,汉初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无为”真的是治理国家的法宝吗?当然不是。

如果没有“法”,社会必将陷入混乱。可单纯的依靠“法”,又不符合当时的国情。

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出于对劳动力的考量,形成了中国人极度重视家族,家族观念重。因此,如何把每个人团结在家族周围,再把家族团结在国家周围,是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尊尊”、“亲亲”又被统治者抬到了桌面上来,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正统的儒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和秦始皇是一样的暴君,仔细推敲起来,可谓言之有理。但是在北宋大儒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却有这样的评语“其所以异于始皇者无几矣”,“孝武能尊先王之道,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而班固更是直接了当的指出汉武帝“绍周后”。以上足见“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汉祚灭亡,中国陷入了三国混战的局面,而此时礼制又一次丧失了它的作用。

而到了西晋一统天下,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倡导礼制。当时的名士嵇康等人故意与司马炎唱反调,司马炎处死了嵇康。很多人为嵇康惋惜,但我素来对所谓的魏晋名士没有好感,不识时务,岂不是庸人的作为?

写到这里,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每到乱世,礼制的作用就会大大折扣。

仔细想来,却也没什么奇怪。礼制是皇帝用来要别人向他效忠,维护自己统治的法宝,治世中自是大大的有用。可乱世中,人人想做皇帝,强者胜。这与礼制所倡导的理念不符,礼制自然也就没用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的就是明朝,为什么要提明朝?因为我在前面写秦王朝时提过当君权扩张到极致的时候,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大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废除了丞相,设立了内阁;成立都督府与建卫制度,分化了兵权,以至于在明朝要想调动一兵一卒,都要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可参见吴晗所著《朱元璋传》)。皇权得到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变得更大了。既然如此,那明朝为何会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呢?

这就是“礼制”的作用。朱元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赋予了“礼制”极高的地位,“礼制”在明朝被抬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黄仁宇先生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里,讲述了一场君臣间的斗争。当然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是宪政问题。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君权”和“礼制”的斗争,正如西方中世纪后期“王权”和“教权”之战。

事情的经过如下:万历要确立皇位继承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太子。可是因为万历皇后无子,这就造成了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皇长子常洛,生母王氏;一位是皇三子常洵,生母郑氏。

大臣们依据礼制上的规定“立子以长不以贤”,要拥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而万历则因为宠爱皇三子常洵的生母郑氏,要立常洵为太子。君臣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斗法。

最终,大臣们获得了胜利,皇长子常洛被立为太子。

但这不是大臣们的胜利,而是“礼制”的胜利。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上,还有“礼制”的存在。帝王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也要服从“礼制”,进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也是明王朝较秦王朝延续的时间更长的秘密。

周公制礼,一件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到处都有礼制的身影。没有礼制,没有儒家思想,中国的历史又会如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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